世宗首先把自己的精力放在因太平岁月而松弛的军务上，她的幼妹是位勇武善战的亲王，在世宗对她毫无保留的支持和信任下，陆地上几个边患都被一一扫平，帝国第一次组建了近海舰队，使用海军保持对周边国家的威慑。在这威慑下，几个态度强硬的周边小国向帝国低头，世宗宣布对他们之前的作为毫不追究，并第一次以政府的名义与这些国家就海域的所有权展开协商，最终将许多重要水道纳入囊中。这是个极有远见的举措，表明世宗对贸易十分精通。海税的征收也证明了这一点。帝国的财政军务逐年蒸蒸日上，有记录表明，世宗对帝国的政体也有着独特的见解，但令人遗憾的是，她未能着手准备自己的计划，就因急病而突然去世，皇冠没有任何纷争地落到了她唯一的女儿宣宗手里，这表明帝国对女帝已经适应良好。
    宣宗的政治生涯稳定而漫长。由于自幼一个人孤零零生活在京城的王府里，随时面对着严苛祖父的刁难偏见，让她养成了过分拘谨小心的性格，以至于她对大臣们的建议几乎是全盘接受。除了赦免那些已经在高墙里变得唯唯诺诺谨小慎微的叔伯们，重新给予丰厚的封爵和俸禄以外，宣宗的施政没有违背过世宗在世时的任何指示。而违背的唯一一点，也更像是之前许多皇帝为了巩固人丁单薄的宗室和显示自己仁慈的惯例。帝国进入了惯性运转时期，重新把精力放回内部的小修小补上，从某种角度上说，宣宗朝的政治更像是大臣们的舞台，他们的表现比循规蹈矩的孝宗更活跃。
    宣宗对大臣们的温和宽容对帝国是有利的，对宣宗的感激延续到了孝宗时期，大臣们对年幼的孝宗忠心耿耿，王室内有许多比她年长的野心勃勃的亲王，但大臣们从未对孝宗的继承权提出过质疑，即使是在他们冲突最严重的时候。
    孝宗本人的做法也维系了这一温情。虽然孝宗在政见上更类似世宗，但她的手腕比军人出身的世宗更加老练灵活，孝宗对每一位大臣——无论是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尽量保持温和公平的对待。所有涉嫌打击报复政见清洗的行为都被皇帝公开严厉批评，之前言官们喜欢的那种以攻击个人隐私来打击政敌的方法被禁止，朝廷衡量官员的标准不再是儒家的道德，而是如何对帝国做出贡献，这一点如何衡量，依靠的则是所有人都能看到，且不太容易产生争议的政绩。孝宗巧妙地诱使御史们把工作重心落在这些地方，这使得御史们的工作变得明确而高效，皇帝作为御史和大臣们的裁决人，获得了高高在上的最终决策权和公正的好名声，同时也从一些琐碎的争端中脱身出来，将精力放在规划帝国的未来上。与她形成鲜明对比的同样是玛丽三世，这位倒霉的暴躁君主的政治生涯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和鸡毛蒜皮的争吵对立，仿佛女帝的急躁同样传染给了臣子们，以至于整个国家都心浮气躁。
    我们并不能确切地得知皇帝在何时学会驾驭自己庞大的帝国，但年轻的孝宗的确是在第一场政治危机中就显现出过人的机智沉稳，那时她刚刚与自己日后的妻子坠入情网。
    从法理上来说，孝宗对同性婚姻的提案无可厚非，因为按照惯例，她的性别也被登记成了男性。但是从帝国经受过的种种经验教训来看，孝宗无疑是主动让自己落入了与祖先一样的悲剧陷阱，鉴于她的年龄只有14岁，这使得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她的想法只是一时冲动。
    所有人的一致反对对一个初涉世事的年青人来说是致命的，但孝宗却显得比常人都沉着老练得多。她首先以年少生育的高风险说服臣子，将成婚的时间明确地推迟到18岁之后，为自己赢得了缓冲时间；在提高人们对太祖皇帝生平的关注和崇敬的同时，又开始收集关于“契兄弟契姐妹”（民间的一种实际上的同性婚姻缔结方式）的法律纷争，并把自己的一些支持者悄悄地安排在掌管婚礼的各个职位上。令人惊异的是，孝宗以一种灵活小心的方式控制着与大臣的正面交锋，即使所有人都明白暗流涌动，但政治上却平稳依旧，除了这件婚事以外，在政务的其他领域，大臣们依旧与皇帝合作愉快，皇帝的冷静克制甚至使一些官员开始抱有一种彼此妥协的想法，而不是不断抱怨那个“妖女”带坏了他们的学生。
    孝宗选择的伴侣比孝宗年长7岁，是位很有才华的年轻女性。或许是想要离自己尊贵的情人更近些，她来到京城参加国家统一的女官考试，一心成为一个能干的官吏，却阴差阳错地卷入了一场政治阴谋——有一位极尊贵的亲王，也就是孝宗的亲生兄长，和孝宗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争执。这场争执让这位心胸狭隘的亲王十分恼怒，为了报复孝宗，他下令向这位无辜的女官下毒。这种毒药在当时的帝国医学院里被认为是无药可救的。顾虑到孝宗的看法，女官悄悄地隐瞒了这一悲惨的事实，但最终还是为她所知。
    在官方记载上，孝宗对这场不幸的处理十分克制。她按律判处自己哥哥终身监禁，并送这位女官去西洋，希望西洋医术可以挽救爱人的生命。帝国的政事依旧有条不紊的进行，然而私底下，人们却都悄悄传说着皇帝的种种异状：皇帝如僧侣一样过着半苦修的生活，借此向神明祈祷爱人的平安，滴酒不沾，素食，每天抄写经书等等。有证据表明，当时孝宗的近臣和亲人们都十分确定的认为，如果不让她心灵有所寄托，那么皇帝无疑将会被心中的悲哀逼得崩溃。
    鸾仪司的掌印（即负责人）和内阁首辅不约而同地感受到了孝宗这种不动声色逼近的威胁——一个早夭的皇帝或者一个发疯而出家的皇帝对帝国的不利。前者立刻选择支持皇帝一方，因为鸾仪司里的官员许多也是同性婚姻的支持者；后者最终也败下阵来，对臣子们为宽慰皇帝而做出的赞同立后的上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视而不见。
    似乎很快皇帝就可以按照祖先的套路，进行一场惊世骇俗的婚礼。然而孝宗却在唾手可得的胜利面前后退了，她宣布国婚应该在光明正大的氛围下进行，召集各地的有名学者和相关官员，对帝国律法里婚姻与继承部分进行了一次彻底的讨论和修改，并发出布告征询所有人的意见。
    这种善解人意的宽容和坦诚最终促成了彼此的和解，一切都在实事求是的氛围下进行，每一天人们的各种意见都被记录在邸报上，光明正大地发到全国各地。这场讨论持续了三个月的时间，最终修订后的帝国律法明确了同性婚姻的程序和相关的继承顺序，国婚在女官从西洋健康返回后隆重举行，使孝宗和大臣都皆大欢喜。
    这种谨慎克制的博弈方式让人耳目一新，皇帝与大臣的关系被定义为合作者，而不是像玛丽三世那样，皇帝如同想要脱缰的野马，大臣们则手持皮鞭极力要给她装上笼头。考虑到整件事件彻底解决时，孝宗还只有18岁，不得不说，这位统治者似乎天生就具备了政治才能。
    在这场讨论中涌现出许多有才华的人物，孝宗对自己的反对者和支持者一视同仁，将这些公认表现出色的人全部提拔进了帝国的顾问机构——翰林院。他们的存在使翰林院从史学和文学研究院渐渐演变成帝国的法律研究基地。孝宗似乎对修改帝国法律有着浓厚的兴趣，她主动地发起制订《商律》——帝国第一部商业法，并规定帝国每二十年组织专人进行一次检查，以保证现有法律条文适用于帝国的现状。
    朝廷下层官吏们在处理事务时不能再随心所欲，因为皇帝努力让每一部法律都容易理解，易于执行，并且没有模糊的歧义，同时鼓励秀才们在学宫免费为人讲解法律条文，这后来成为了每个书院固定的公益活动之一。
    孝宗对帝国的财政同样关注，她几乎和她的曾祖母一样精通经济。孝宗并未发布政令限制土地兼并，而是采用了更灵活的做法。她指使鸾仪司以皇家的名义大量购买土地并统一管理，设立皇农仓，这实际上成为了帝国的粮食储备机构。同时帝国鼓励无地的农民到边界之外去开垦土地，甚至出海，这种实际上的扩张行为的影响在孝宗统治的后期才显现出来。
    按照帝国法律规定，皇家垄断了许多高档货物的销售权。孝宗大力发展海贸，几乎什么都卖——有资料显示，有的时候她甚至将大臣们送上来的贡品也卖掉了，只要对方给出她认为合适的价钱。这些利润源源不断地化作白银流入皇帝的内库，除了一少部分用于支付宫廷开销，大部分都被孝宗用于推行容易被大臣们否决的花销大的计划，比如改进丝绸、瓷器，改进军备、建造海船等。
    孝宗似乎对这些遵守儒家经典的大臣的短处十分了解，她总是谨慎而毫不迟疑地悄悄执行自己的构想，利用事实让大臣们哑口无言后，再光明正大地作为修正帝国的一部分推行。从这一点来说，孝宗更像一个谨慎实干的实践家，而不是一个儒家学者，这与孝宗最初的教育课程是相吻合的。
    皇后很好地弥补了孝宗其他方面的不足，她是位虔诚的儒学家，对文学、音乐、书法、绘画等都十分擅长，而且同样拥有孝宗那种灵活踏实的实干精神。作为孝宗的伴侣兼秘书，她以皇家的名义组织了许多文学讨论和经典编修，这大大缓和了儒学者因皇帝对儒学漠不关心而产生的敌意。
    这位和孝宗同样勤于政务的皇后还在国子监设立了论道堂，每年六月帝国都会在这里举办解经会，儒学者在这里济济一堂，对各种经典发表自己的见解，讨论的意见整理后由皇家出钱印刷，免费分发给全国各地的学宫，作为士子学习经典的参考。许多儒学家在这里一举成名，帝国的儒学也不再是理学家的天下，而且更有趣的是，通过这些新的诠释，孝宗的许多举措在儒学经典中找到合适的理论依据，这最终形成了一股与孝宗思想合拍的儒学理论——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