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至东汉末年的建安时代，管宁代表了北方的隐士，南方则出现了以庞德公、司马徽、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徐庶、诸葛亮、庞统为代表的荆襄隐士群。他们有的原籍荆襄，但更多的是躲避北方战乱而隐居于此，一方面这里比较安定，另一方面清幽的山水，为他们提供了隐士所需要的物质条件。这个群体的出现，是东汉后期士人由群体抗争转向自我jīng神独立的一个标志。从远景看，荆襄隐士群是一种消极与逃逸的姿态；但于近景看，他们在人格上又是一种自觉和上升的姿态。其中的徐庶、诸葛亮、庞统选择了出山，尤其是后二人，所代表的是隐士的一种类型：遇明主和时机成熟后，即由隐退而转为入仕。这样的人物，后世还有东晋谢安、前秦王猛、隋朝苏威、明朝刘伯温等人。但荆襄隐士群中的更多的人选择了终身隐逸。“隐，保全自身而已，不能保全天下，故非大道。”刘表曾这样对庞德公说。作为这个群体的jīng神领袖，庞答：“鸿鹄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鼋鼍xué于深渊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xué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也就是说，出仕和归隐，各行其志，无高低之分。

　　至于魏晋之际的竹林七贤，他们中的人，无论是阮籍，还是嵇康，都不是真正的隐士，而只是在野之士。后来著名的隐士，到了东晋时代，早期的谢安算一个，玄言诗人许询算一个，他们代表了典型的兰亭时代的隐士风范：一方面保持着隐士的jīng神姿态，另一方面又不拒绝富贵的物质生活。谢安我们已讲，在这里只说许询。他是当时的名士，但又终身布衣。他一生淡泊名利，常常把自己置身于江南清秀的山水间。他喜欢山水这一点上和晚年的王羲之一样。许询曾隐居于萧山：“乃策杖披裘，隐于永兴西山。凭树构堂，萧然自致。”以登山临水为乐。朝廷一次次地征召他，他一次次地拒绝。许询有高逸之趣，但又不拒绝在京城为官的朋友和仰慕者赠送的珠宝，所谓“许玄度隐于永兴南幽xué中，每致四方诸侯之遗”。许询用这些钱在山中为自己修建了豪华如仙宫的别墅。这在后世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在一切讲求率xing自然的魏晋时代却可以。当然，也有人非议他，而许询说：“比起把天下让给我，收些珠宝又算什么？”戴逵是当时的另一著名隐士，古琴、绘画、雕塑，无所不jīng，所以他的隐逸生活充满了艺术的气息。早年时，京城权贵闻其大名，想听他弹琴，戴逵有高节，砸琴以明志：“戴安道非王门伶人！”尤此名声更甚。戴逵也终身不仕，后隐于会稽剡县，更因王徽之“雪夜访戴”而为世人所知。

　　东晋的隐士在后期有包括陶渊明、周续之、刘遗民在内的“浔阳三隐”。作为隐士诗人之宗，陶渊明曾多次出仕、多次归隐，四十岁之后彻底过起田园生活：“少无适俗韵，xing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糙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jī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这是一个时代即将结束时的士人的选择。在《饮酒》中，诗人则写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jú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yù辨已忘言。”和前代比起来，魏晋隐士在钟qíng老庄上表现得更明显，无论是陶渊明，还是刘遗民，抑或周续之，都倾心于《老子》《庄子》。尤其是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带有老子风格的“小国寡民”的世外理想之境，千年以后，引得后人探寻和追慕。他们与庐山高僧慧远关系密切，并加入了莲社。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表明佛教对中国隐士有了影响。与陶渊明同一时代的宗炳，在具有隐士身份的同时，还是那个时代第一流的山水画家。朝廷屡次征召其出山，皆被拒绝。他是继许询、王羲之之后，又一个狂热的山水爱好者。按史上记载，他“每游山水，往辄忘归”，“爱远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结宇衡山”。他潜幽谷，行远山，达三十年之久。晚年时，不能再远行，于是把自己曾去过的山水都画于家中墙壁上，“抚琴动cao，yù令众山皆响”。

　　随后南北朝时的陶弘景，是古代隐士中的一个典型。他36岁辞官，“脱朝服挂神武门，上表辞禄”，后隐居于茅山。陶弘景深知广谋，梁武帝萧衍建梁前，与陶弘景过从甚密。后萧称帝，朝廷每有大决策，必派使者入茅山征求陶弘景的意见，“书问不绝，冠盖相望”。时人称之为“山中宰相”。陶本可以隐居到更远的名山，但却没这样做，而是隐居在了离京城建康（今南京）很近的茅山。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他是有想法的人：因为离京城近，皇帝才可以跟他形成互动。在追逐自然适意的人生体验的同时，又参与着国家大事的制定，取得隐士与权力的两全。对他来说，权力角色未必是其终极追逐的，他也许只是把决断国事当作构成隐士价值的另一个部分。这需要与京城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地理上的距离和jīng神上的距离），这个度是不好拿捏的，但陶弘景很好地完成了这个角色。

　　隐逸内涵发生微妙的变化，是在寄居江南的东晋王朝时期。东晋名士除了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qíng外，向外又发现了山川之美。东晋前，即使严光隐居于美丽的富chūn江，在他那里，第一重因素也是出于对人格和jīng神独立的坚守。而东晋之后，士之隐，虽也存在严光这样的心理，但纯粹的山水审美和由此带来的生活方式已日益显得重要起来。再后来，山水qíng结由停留于欣赏自然景观上升为一种陶冶心xing的生活，最后至唐朝时化为一种人文qíng怀，正如李白所说：“群峭碧摩天，逍遥不记年。拨云寻古道，倚石听流泉。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眠。语来江色暮，独自下寒烟。”诗中既描绘了自然的美景，又追慕了隐士生活的清幽，还表达了一种生命的理想状态。隐逸生活的具体内容，往往又为旅行、读书、弹琴、品茶、修道、参禅、诗歌、书画、名士互访等所环绕，如此的人文生活孕育了山水诗歌（或称之为隐逸诗歌）和山水画。反过来，这种文艺映照又使隐士文化本身显得更为深幽可人。

　　李白一生就至少隐居五次，甚至一度还模仿竹林七贤，与孔巢父等人搞了个“竹溪六逸”。他被征召到长安出任翰林学士，隐逸的背景给了很大的推力。如果说李白的隐逸，多是出于个人的xingqíng，那么另一批唐朝隐士qíng况有所不同：他们把隐作为出仕的跳板，代表人物是卢藏用。卢实际上考中了进士，但由于暂时没被授予官职，所以直接去了长安旁的终南山隐居，以退为进地等待朝廷征召，后来果然以高士的身份被授官左拾遗。另一名隐士司马承祯则坚持不仕，返回天台山前，卢藏用为之送行，指着终南山说：“此中大有嘉处。”意思是，在这里隐居就可以了，何必远赴天台？承祯答：“以仆视之，仕宦之捷径耳。”宋士对唐人的这种做法是看不惯的，《新唐书》：“然放利之徒，假隐自名，以诡禄仕，肩相摩于道，至好终南、嵩山为仕途捷径。”这就是“终南捷径”的由来（为什么偏偏是终南山和嵩山？因为终南山和嵩山，一个离长安近，一个离洛阳近，而且一个是道教名山，一个是佛教名山，崇道信佛的唐朝皇帝们基本上就在这两都之间转悠，所以隐居在这里会很容易地被朝廷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