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涂根是不是和我所见略同，也不知道他对于自己的猜测有几分把握，但我阴晴不定的神色必然全数落在了他的眼里。

　　他试图施加更多压力：“奇武会这样处心积虑地算计你，你不觉得恐惧吗？”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看着他：“既然你都查不出来我是谁，你又怎么知道我是否恐惧呢？”

　　他对我的反击似乎早有预料，点点头说：“我相信你会愿意跟我们合作的。”一边说一边示意我起身，“来吧，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这么小的审讯室，居然有两个门。我进来的门外面是一个暗无天日的走廊，而现在出去的这个门外，则大大出乎我意料——豁然开朗，直通室外。

　　门在背后关上，面前是一个足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圆形草坪。我稍微观察了一下，草坪上的植物都是纯天然的，以我半个专业园艺小专家的眼光来看，至少有半年没人打理过了。草坪被高高的围墙包了一圈，墙头上密密麻麻地布有岗哨，架着黑洞洞的机枪和小型榴弹炮，全部正对草坪中央，杀气腾腾。我擦，这是要防什么呀？

　　围墙上均匀地分布着宽窄可容一人进出的小门，铁灰色，和我刚才待的小黑屋的门感觉一样。也许就是许许多多其他的小黑屋吧。

　　涂根一马当先走上草坪，我抬头望了一眼那些枪啊炮啊的，心想这才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那就走吧。

　　草丛里有无数的蚂蚁、蚱蜢、屎壳郎以及蜿蜒出没的蛇，头部三角，眼神冰凉，一看就知道又毒又寂寞，咬人没商量。涂根深一脚浅一脚地踩过去，视若无睹，我苦苦压抑着想抓两条出去做个龙虎斗补身体的想法，跟在他屁股后面。

　　横穿整个草地，来到对面某一扇灰色的铁门面前，涂根伸手打开，转头看着我：“请进。”

　　门后是一条短短的白色走廊，走廊尽头是一扇玻璃门，里面的境况我倒是再熟不过。

　　病房，病床。

　　病床上躺着一个人，不知道是真的很老很老了，还是因为生病变成那样。他须发皆白，皮肤上布满黑色斑点和皱褶，全身插满了管子，被许多仪器包围着，严密监控着他的每一次呼吸、心跳和血液的流动，几乎看不出本来的面目。

　　基本上，一个人身体状况的糟糕程度跟身外包围的多余东西的数量成正比。这位基本上已经算是满值了。

　　我和涂根站在玻璃门外，我不明白他带我来这儿的用意。难道这是我失散多年的亲爹？但你们连我是谁都不知道，这是上哪儿给我找的一爹啊？

　　“他叫亚伯拉罕，犹太人，二战的时候全家被送进集中营处死。他当时只有四岁，奇迹般地生存了下来。”

　　我听着涂根的讲述，注视那老者一动不动、似死犹生的侧影。

　　“将近七十年后，他事业有成，退休后颐养天年，却在从米兰飞纽约的航班头等舱里，被奇武会的杀手下毒。只因为他们认定，他是犯下多桩谋杀罪的凶手。”

　　这么老的老头还能当连环杀手，真是够励志。但我当然也知道，真正的罪犯，其实根本不需要自己动手杀人。

　　我问：“奇武会认为他犯了什么罪？”

　　涂根说：“投巨资帮助以色列非官方组织追杀当年的纳粹残余分子和新纳粹骨干。”

　　听起来简直是梁山好汉，替天行道啊。尽管我没读过书，对世界史尤其一窍不通，但“纳粹”是个什么词我还是懂的。奇武会为了这个去追杀他？

　　涂根是个很诚实的人，从看到他第一眼起我就这样认定。尽管他必然深具手段与智慧，但我感觉他说出来的话值得相信。他说：“我想，奇武会也许认为他有故意为之的判断失误。”

　　明明对方不是纳粹，也借复仇之名一刀捅死。

　　明明是不可告人的私怨，却以为犹太人复仇的冠冕堂皇的借口而为之。

　　老实说，以我对奇武会风格的了解，估计他们的判断八九不离十，那这位老头儿的事迹可不容易感动我哦。

　　涂根举起一只手按在玻璃门上，缓缓地说：“首先，奇武会杀错了。他确实捐了不少钱给以色列，但都在教育和医疗项目上；其次，就算他是罪人，但你想一想，奇武会是否也是同样的案例，只是他们更强大，也更可怖。”

　　我悚然。涂根一针见血。

　　这恰是我对奇武会最深的疑虑与戒备。从第一天他们给我的第一个任务——分辨芝加哥杀人案的杀人凶手开始，我就在想，如果判断错了，那也许是我的问题，但如果那两个人都根本不是凶手呢？

　　无端端地被架在审判席上，浑然不知道自己下一分钟就要遭遇灭顶的惩罚，连大喊一声“人不是我杀的”的机会都没有。如果奇武会这样做没问题的话，那我们要法庭和律师来干吗啊？

　　热血涌上头一秒，我转头刚要开口，忽然见到涂根嘴角那微妙到几乎看不见的一丝笑容。也许甚至他都没有想过要笑，但一旦感觉到我被触动，他的身体就提前预告了情绪。他一直在仔细观察我，也许凭直觉就知道，我是个一根筋绷到底的人，非常容易就会被牵着鼻子走。

　　那丝自觉自发的笑容阻止了我。

　　默默看着病房里的老犹太人，我想起什么：“奇武会追杀他，他居然没死？纳粹手里逃了，奇武会手里又逃了，这是什么命啊，这么大！”

　　涂根说：“当时头等舱的乘客里恰好有一位芝加哥大学附属医院的名医，立刻出手施救，保住了他的命，但毒性太重，从那之后他就没出过病房。”

　　芝加哥大学附属医院？名医？

　　咪咪那张富有特色的脸立刻浮现在我脑海中，但我实在没法想象他揣着一个泡菜已经变成酸菜的三明治去坐头等舱的姿态。

　　忽然之间，沉默降临四周。我和涂根之间失去了所有的话题，因为谁都知道，沟通已经毫无意义。

　　有意义的是决定。

　　良久，我终于艰难地说：“我不知道你能从我身上得到什么。”

　　“我想，这个你其实不用太操心。”有一个低沉的声音缓缓地响起，应和着沉重的皮靴踏地声。

　　我心里一惊，回头看了一眼，就忍不住一阵恶寒。后脑勺麻麻的，掠过一阵不祥的预感。

　　那位后脑勺儿带纠结黑色文身的仁兄又来了。我忍不住在他身上看了好几圈，想知道那个砸得我灵魂出窍的飞去来到底被他藏在哪儿了。

　　他有一双如同烈焰般时时刻刻在燃烧的眼睛。

　　加雷斯。

　　他慢而从容地踏过来，站在涂根身后说：“判官先生，有很多事情我都想从你身上得到答案，但是……”

　　只要调子开始转折，接下来的话我一般都不爱听。

　　“我希望我好好地问，你可以好好地答。否则的话，我保证我会有最少一百种方法，让你不得不答。”

　　涂根暗暗吸了一口凉气，大家都沉默着，谁也不看谁。四周密布着诡异的张力，就像屠宰场的员工一边净手，一边还喃喃着为下一批生猪念往生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