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妹是自杀的。

　　当阿恰在沙田富山公众殓房听到簪察说出这句时，她不由得激动地争辩，口齿不清地吐出“不可能”、“你们根本没好好调查”、“小雯才不会自杀”之类的话。负责案件的程警长是个年约五十、发餐带点花白的瘦削大叔，虽然外貌带点痞子气.眼神却透露了他老实人的本性。面对阿怡近乎歇斯底里的反应，他倒能平心静气，以低沉稳重的声线安抚对方，并说出令阿怡无法反驳的话。

　　“……区雅怡小姐，您‘真的’认为您妹妹不是自杀的吗?”

　　阿怡很清楚，纵使她不想承认，小雯有充分的理由寻死。毕竟小雯在过去半年所受的压力，已超出了一个十五岁女孩能承受的范围。

　　而这一切，要从区家多年的不幸谈起。

　　阿怡的父母生于上世纪六〇年代，是新移民的第二代。自一九四六年国共内战开始，每月有大量难民从中国大陆涌进香港，而其后共产党取得政权、改革制度、发动政治运动等等，亦导致入境人数有增无减。阿怡的祖父母是从广州偷渡来港的难民，当时香港社会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对偷渡者几乎来者不拒，于是他们落地生根，获得居留权成为香港人。纵使得到留港的资格，这些“新香港人”的生活大都相当艰苦，从噩体力劳动工作，工时长、薪水低，居住环境更是恶劣;然而那时候香港正值经济起飞，所以只要吃得了苦，仍有改善生活的机会，

　　有些人更能乘着浪潮，白手兴家，跻身成功人士之列。

　　可是，阿怡的祖父母抓不住这些机会。

　　1九七六年二月，筲箕湾爱秩序湾木屋区发生大火，上千间木屋遭焚毁，令三千多人无家可归。阿怡的祖父母都在这场大火中丧命，他们遗下一个十二岁的孩子，亦即是阿怡的父亲区辉。区辉在香港没有其他亲人，结果投靠了另一位在火灾中失去了妻子的邻居。这位邻居有一个七岁的独生女，女孩名字叫周绮蓁，她便是阿恰的母亲。

　　因为家境清贫，区辉和周绮蓁都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为了帮补家计，两人未成年便投身社会工作。区辉在货仓当仓务工人，而周绮蓁在茶楼当侍应生，虽然每天为生活奔波，但他们没有抱怨，反倒感到微小的幸福——区辉与周绮蓁相恋，已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他们于一九八九年赶及在周绮蓁的父亲因病去世前完婚，算是圆了长辈一个心愿。

　　就像是先人庇佑，之后数年，区家似乎摆脱了厄运。

　　周绮蓁和区辉婚后三年，诞下一个女婴。周绮蓁的父亲在中国大陆时是知青，肚里有多少墨水，离世前留下遗言，说将来孙子出生，男的要叫“颂朗”，女的便叫“雅怡”。“雅”有高尚、美好之意，而“恰”则代表了和悦快乐。区辉一家三口租住土瓜湾一栋旧楼的小单位，生活上捉襟见肘，但尚算穷得快乐。区辉每天下班回家，看到妻女的笑靥，便觉得别无所求。周绮蓁持家有道，阿怡文静乖巧，区辉一心为家庭多赚几分钱，好让孩子他日念大学，不用跟自己和妻子一样，只念完中三便要找工作。区辉和周绮蓁都知道，彼一时，此一时，香港社会愈来愈看重学历，七、八〇年代只要肯吃苦便有工作，但往后的日子可不能用过去同一把尺来量度。

　　当阿怡六岁时，区辉更获得幸运之神眷顾——他们一家轮候多年的公屋终于有回音。

　　香港寸土寸金，地小人多，居住一直是香港人面对的生活难题。政府虽然有提供公共房屋，让低收入家庭以低廉的租金租住，但因为供不应求，申请者可能要等上好几年才获得接纳。区辉在一九九八年收到房屋署通知，他们获分配观塘乐华村奥华楼的一个单位。这对区家来说是一场及时雨，在亚洲金融风暴影响下，区辉就职的公司大幅裁员，而区辉也是其中一人。即使他的老板介绍他到另一间公司工作，薪水却大不如前，他正为阿怡上小学的学费与杂费发愁，房屋署的来信简直是天降甘霖。公屋的租金比私人房屋的低一大半，如此一来，区家只要省吃俭用，还能够多存一点钱，以应付日后所需。

　　搬进乐华村两年后，周绮蓁再次怀孕，为区家多添一位成员。区辉二度当爸自然喜不自胜，而阿怡亦渐渐懂事，知道自己当了姊姊，要更努力替父母分担。由于岳父仙游前只留下一男一女两个名字，区辉不知道如何替二女儿取名，于是他向邻居一位退休老师请教。

　　“叫‘雅雯’如何?”老先生跟区辉在奂华楼前方空地的一张长椅上聊着，“令嫒叫‘雅怡’，我们沿用‘雅’这个字，而‘雯’就是有花纹的云彩。”

　　区辉循老先生指示，抬头一看，夕阳斜照下的彩霞映入眼帘。

　　“区雅雯……真是动听的名字啊。还好有黄老师你在，我这个老粗抓破脑袋也想不出这么漂亮的名字啦。”

　　因为区家变成四人家庭，奂华楼的单位就显得略微狭窄。奂华楼的单位是为了二至三人家庭设计，室内没有房间间隔，如今人数增加，区辉可以申请换屋，搬到大一点的房子。不过，房屋署回复说房屋供应紧张，无法在乐华村甚至原区找到适合四人居住的单位，如果要搬的话，只能选择大埔或元朗。区辉跟妻子商量，周绮蓁笑着说：“我们在这儿住惯了，搬到老远的话，你上班麻烦，雅怡又要转校，划不来。我们这儿再挤也不及我们当年在木屋区那么挤吧?”

　　周绮蓁就是如此一位乐天知命的妇女。对妻子的说法，区辉搔搔头发，找不到反驳的理由，虽然他心想孩子上中学后，还是得让她们有自己的房间，他听闻这有助小孩独立成长。

　　然而区辉没料到，他根本没机会看到两个孩子上中学。

　　二〇〇四年，区辉遇上严重工业意外身亡，终年四十岁。

　　经过一九九七年的金融风暴，以及二〇〇三年的疫症爆发，香港经济受到严重打击，不少企业老板为了省减营运成本，将业务外判，或以合约形式招聘员工，逃避资方应负的贵任。大企业以低价聘用小公司负责某些工作流程，而小公司亦可能从中取利，将作业再分拆外判给更小型的公司，由于这种层压式的雇佣关系，劳工的薪水被大幅削减，可是由于不景气，工人们害怕饭碗不保，只能默默承受剥削。区辉辗转在这些小型外判公司工作，跟其他工人抢夺有限的职位空缺，可幸他在货仓就职多年，考取了俗称“铲车”的叉式起重车的驾驶执照，这正是他的求职利器。除了物流业要聘用懂驾驶和操作铲车的司机，货柜码头亦有同样的需求，不过铲车司机的工作不是搬运货物，而是“拉缆”。在大型货柜码头，泊岸货轮的缆绳既粗且重，无法用人手牵拉固定在系缆墩上，必须使用铲车代劳。为了增加收入，区辉身兼两职，不但在九龙湾的货仓负责搬运货物，更在葵涌货柜码头当“拉缆员”。他想趁自己还有气力时多赚点钱，毕竟年纪愈大身体便愈不中用，他日即使想多兼几份差事也力有不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