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踪者在梅森耳边嘀咕了一下。

　　“再严肃点，托尼，”梅森说道，“那是忏悔。你是伟大的维齐尔[35]，你在告诉苏丹[36]，你完全错了，你感到很抱歉。好，再来一遍。开拍。”

　　拍了八条，苏亚雷兹已经到了极限，表现开始下滑。追踪者叫了停。

　　“好了，各位，停机。”梅森说道。他喜欢这样说。组员们把搭起来的东西拆掉。托尼・苏亚雷兹重新穿上牛仔裤和衬衣，把胡子去掉。卸妆油的气味很不好闻。服装区和化妆区重新把包装箱放回卡车上。床单取了下来，卷好，也拿走了。窗户上的黑纸还有胶带都被弄掉了。

　　众人忙活的时候，追踪者让摄影师给他挑了最好的五条演说的录影。追踪者从中挑出自己想要的那条，把其他的都删了。

　　男主角的声音还是那种纯正的加利福尼亚腔。不过追踪者知道有个英国电视模仿演员，他用幽默的方式模仿那些社会名流的声音，让他的观众开怀大笑。今天他会乘飞机过来，获得丰厚的报酬。技术人员会把口型对得丝丝入扣。

　　他们把租来的会议室退还给酒店。托尼・苏亚雷兹非常遗憾地退掉他的套间，被带回华盛顿国际机场，乘晚间航班飞回洛杉矶。尤斯蒂斯堡的小组离总部要近得多，日落时分就要到了。

　　他们今天过得很愉快。不过他们从来都没听说过那个传教士，对自己今天做的事也没有一点想法。只有追踪者知道是怎么回事。他知道，等他把自己手里录像带上的东西发到网上，圣战分子的各个组织肯定一片大乱。

　　一名男子从摩加迪沙机场的土耳其航班上走下来。他对索马里略知一二。护照显示他叫戴恩・詹森，其他证件用包括索马里语在内的五种文字证明，他为拯救儿童基金会工作。

　　其实他不叫詹森，而是为摩萨德情搜部工作，负责通常的谍报。昨天，他从本・古里安机场飞到塞浦路斯的拉纳卡，更换了姓名和国籍，然后继续飞往伊斯坦布尔。

　　飞机在吉布提中途停靠。他在商务舱转机大厅无聊地等了很久，准备继续往南飞去往索马里。只有土耳其航空公司是唯一还在为摩加迪沙服务的航空公司。

　　早上八点，沥青铺就的地面已经很烫了。五十名乘客涌入到达大厅。从经济舱出来的索马里人用肩膀把三名商务舱乘客挤开。戴恩没什么急事，他在海关官员面前排队等着轮到自己。

　　当然，他没有签证。他以前来过，就他所知，签证都是在到达后买的。海关官员仔细看了看他之前的出入境章，又查了一张禁止出入的名单，没找到有叫詹森的。

　　戴恩从玻璃屏下面塞了张五十美元的钞票进去。

　　“签证。”他用英语低声说道。海关官员把钱拿了过来，发现护照的内页里还有另外一张五十美元的钞票。

　　“给您孩子的一点小意思。”戴恩低声说道。

　　海关官员点点头，面无表情地盖上了签证章，扫了眼黄热病的保单，合上护照点点头，递了回去。给他孩子的，当然。一份体面的礼物。碰到懂规矩的欧洲人真不错。

　　外面有两辆破旧的出租车。戴恩就一个手提箱。他拎着上了第一辆出租车，说道：“和平酒店，谢谢。”司机朝机场大楼的入口处开去。门口有乌干达士兵在站岗。

　　非洲联盟的军事基地在摩加迪沙飞地的内部，以机场为中心，四周环绕着尖刺铁丝网、沙包和防爆墙，还有卡斯帕装甲运兵车巡逻。在要塞的内部，是另外一个堡垒：班克罗夫特军营是白人区，里面有好几百个承包商的工作人员、救援机构人员、媒体人员，还有一些以前给那些大亨做保镖的雇佣军。

　　美国人住在跑道尽头他们自己的房子里，这里是大使馆人员的家。还有几座里面不知道装了些什么的飞机库，一所培训索马里年轻人的学校。未来有一天，这些年轻人会作为美国特工，回到那个危险的索马里。那些长久以来对索马里不再抱有幻想的人们，觉得这真的是一种非常美好的希望。

　　透过行驶中的车窗，能看到在这个避难所里面的另外一个小一点的聚居区，里面住着联合国工作人员、非洲联盟的高级军官、欧盟工作人员，甚至还有老土的英国大使馆人员。他们或因激情，或因谎言，坚持认为这里不是另外一个“幽灵中心”[37]。

　　戴恩・詹森不敢住在班克罗夫特里。在那里，他可能会碰到另外一个戴恩或者一个真正的拯救儿童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他去的是防爆墙以外的一家酒店。白人住在那里，安全比较有保证。

　　出租车穿过最后一道有人把守的大门，然后是一道又一道红白相间的横杆和乌干达士兵。这样走了一英里，才终于来到摩加迪沙的中心地带。尽管他不是第一次来这儿，但戴恩还是十分震惊，二十年的内战，让昔日非洲这座优雅的城市沦为一片瓦砾的海洋。

　　汽车开上了一条小路。一堆尖刺铁丝网旁边站了个小孩，这是酒店雇的。他让车停了下来。九英尺高的钢制大门吱嘎作响地打开了，没人通报，有人从门上的小洞看着。

　　戴恩付了车钱，在酒店做了登记，被带到了自己的房间。屋子很小，只有基本的功能。窗户是磨砂的，防止外人窥探住客，还挂着窗帘，可以隔热。他脱掉衣服，在只有些许微热的淋浴喷头下站着冲了一会儿，尽量用肥皂把自己洗干净，然后擦干身子，换了套衣服。

　　他穿得很像索马里当地人的打扮——人字拖，粗燥的帆布牛仔裤，没有纽扣的棉质长衬衣，肩膀上挎着个背包，环绕式的黑色墨镜。两只手早就被以色列的太阳晒黑了。只有苍白的面孔和金色的头发说明他显然是个欧洲人。

　　戴恩知道一个租摩托车的地方。他通过和平酒店叫了第二辆出租车，把自己送去那里。在车里，他从包里取出阿拉伯人常用的头巾，把金色头发的部分包起来，让头巾的末段从脸上遮过去，把头巾的边儿塞进另外一边的衣服褶缝里。这样完全不会引起任何怀疑。那些戴头巾的人通常都这样保护鼻子和嘴不受风沙的侵袭。

　　他租了一辆快散架了的比亚乔机动脚踏两用车。以前他也来过，老板认识他，知道他总是给很多美元的定金，车子还回来的时候一般都没什么损伤，所以对他完全没有必要去走那些愚蠢的手续流程，像什么有没有驾照之类的。

　　马卡・穆卡拉马高速路从摩加迪沙的中心穿过。戴恩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出门办事的索马里人，驾驶着机动脚踏两用车，钻进了高速路上的滚滚“车流”，一路开去——驴车、快散架的卡车、皮卡、各种摩托车，还有不时需要躲闪的骆驼和行人。

　　戴恩驶过闪闪发光的朱巴河谷清真寺。它几乎没有遭受任何损伤，这让他印象深刻。他的目光掠过公路，发现了一个不是那么有吸引力的目标。从他上次来索马里到现在，达若沙难民营就一直没换过地方，也没什么改善。脏兮兮的小房子无边无际，里面住着一万名饥饿恐惧的难民。他们没有卫生设施，没有食物，没有工作或者希望。他们的孩子在地上的一摊摊小便里玩耍。他觉得，这些人真是像弗朗兹・法农[38]所说的，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达若沙是这块飞地上最为贫穷的十八个城市之一。西方援助机构曾经努力过，但那是不可完成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