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迅速地把头侧扭到一边，说：“走，快走。”

　　临起步，福尔摩斯先生还特别交待了下那个管事的干警说：“千万不要让人再靠近这所房子，包括你们警务人员。”

　　福尔摩斯先生打头，瑞恩居中，我战战兢兢地跟在后面，抬脚走了进去。

　　02

　　这是一栋老式的两层小洋楼，在乡下十分常见。两间半：两间正屋，半间楼梯间。洋楼的正面贴了花边白色瓷砖，二楼阳台上还特意用红色瓷砖贴出来一个倒置着的“福”字。其他三面则是磨平了的水泥墙。上面用白石灰刷有政府的宣传标语：“想要脱贫早致富，少生孩子多栽树。”

　　大门上贴着封条，福尔摩斯先生小心翼翼地揭开了一半。接着门一推就开了，看来只是虚掩着的，并没有上锁。

　　同样的这屋子里也积了薄薄的一层灰尘，比朴茨茅斯那房子里的还要厚重，也可能是山乡之地，比较容易染尘吧。

　　这是一间堂屋，也就是客厅。非常简单的布置：上首是中堂、供桌、香炉、大桌子、小饭桌、茶几;两边靠墙的位置整齐地排列着刷着红漆的椅子，壁橱里是热水瓶，下首是洗脸架，上面的脸盆和毛巾也都已经沾满了灰尘。

　　而屋子中间的饭桌上，则是另外一番光景：桌子上乱七八糟的，碗碟、筷子、已经变质了的食物、打翻的杯子，以及周围摔倒在地上的两张椅子。

　　而这间屋子最惹人注意的，还不是这些，而是供桌上摆着的一个遗像：看面相是一个年过六旬的老人，男性，鹤发童颜，慈眉善目的，不知道是不是经过后期制作过的。只可惜现在已经挂于高墙下，只合图画中了。

　　进入一楼的侧室，是一间卧室，也就是那些普通的陈设，床、梳妆台、大衣柜之类的东西。唯一令人生疑的地方，便是桌上电话机的话筒没有放在机座上，而是垂直地悬挂在空中。

　　很快我们就移步进了楼梯间准备上二楼。在进入楼梯间那一瞬，我回头再看了一眼那幅遗像，竟然发现那端放着面对大门的脸，此刻却转了过来，对着我露出诡异的笑容，冷冷的眼睛里闪烁着迷离的光芒!

　　我惊叫一声，脚下一个趔趄险些摔倒，瑞恩把我扶着，福尔摩斯先生转过头来问：“怎么了?”

　　我抬起手指过去，扭头再看，却发现那遗像好好的，和开始一样没有任何变化。我使劲地揉了揉眼睛，依然如故，便拍了拍身上的尘土说：“没事、没事，脚底下打滑。”

　　福尔摩斯先生还是侧头瞥了一眼我刚才所指的方向，停滞几秒后，便转了回来，抬步拾阶而上。

　　随着楼梯上去，是两间并列的房间，门都朝前开。左边的一间是卧室，看里面的整齐的摆设和收拾过的痕迹，应该是常住人的;右边则是被当成了一间储藏室，一些农用杂物都堆放在这里面了。

　　跟着福尔摩斯先生溜达了一圈之后，我们就下楼出来了。福尔摩斯先生还是让我和瑞恩去侧方后面隔断出来的厨房去看看，他自己则继续在客厅里面仔细查看着，似乎是在寻找什么东西。

　　待我和瑞恩从厨房出来后，他问：“有什么发现没?”

　　厨房里一切都收拾得很好，没什么奇怪的，就是灶炉里面空空的，没有农村常烧完庄稼桔梗留下的灰迹。

　　福尔摩斯先生听了，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就径直走出了屋子。

　　03

　　这时候院子外围观的群众被驱散了不少，但是院子里的人却反倒多了起来，都是些穿警服的干警和白大褂。外面又多了几辆警车和一辆救护车。

　　看到我们出来，一个肩膀上有花的胖子赶紧走了过来。他先是快速扫描了我们三个一眼，就确定了谁是我们里面领头的，然后十分热切地和福尔摩斯先生握手。他自我介绍说，他是镇上的派出所的所长，名叫费锋。得知有特派警探来协助，表示万分的荣幸和感谢。

　　福尔摩斯先生和他客套了两句就走向了那些穿白大褂的，站在一个正在埋头在记录本上写东西的人面前，问：“你们有什么发现?”

　　那人先看了一眼福尔摩斯先生，然后点了下头表示致意，才说：“死者年龄8到9岁，不是勒死的，圈在脖子上悬挂到树上的绳子是死后才做的，打的结十分专业，是马镫结。头顶插着三根银针，额头上的伤口是岔口型利器插进去的，这东西能放血和使空气进入颅内，使人快速死亡——这也是这孩子的致命伤。另外手臂和胸部有淤青，应该是打斗之后留下的痕迹。至于为什么穿上红色泳衣，在脚上挂个秤砣，我们暂时不得而知。”

　　福尔摩斯先生听完后点了点头，然后问瑞恩道：“你们在朴茨茅斯发现那个在树上的小孩的尸体具体是什么时间?”

　　瑞恩用食指揉了揉太阳穴想了一会儿，说：“是10月4号。”

　　“你确定?”福尔摩斯先生问道。

　　“我确定，那天的前一天10月3号是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8轮，星期六下午，我还和朋友们去斯坦福桥，看我们利物浦客场挑战切尔西的重头比赛。”瑞恩认真地答道。

　　呵!听他说的还是利物浦球迷，我也没少熬夜看意甲，看来以后闲暇的时候，可以和他侃侃球了。听了之后我在心里想着。

　　福尔摩斯先生点了点头，便又转过身去问身边的公安干警：“张利英清醒一点了没?”

　　“情绪已经稳定下来了，现在正在车里休息。”那干警抬手指向了一辆警用面包车。

　　我们便跟着福尔摩斯先生直接走了过去。刚拉开车门，明亮的光线透进去，原来黑暗中在椅子上躺着的一个人哆嗦了一下，条件反射地抓紧了盖在身上的白单子遮住了半张脸，惊恐地看着我们。

　　福尔摩斯先生向他摆了摆手，说明了我们的警员身份，那人才算冷静了下来。这个张利英三十出头的年纪，一身粗布麻衣，打着补丁的绿帮子鞋，裤管扎起，传统的农民形象。皮肤黝黑，常年风里来雨里去的务农生活，让他的皮肤异常的干皱。

　　福尔摩斯先生让我给张利英点了根小熊猫，看着他咂吧咂吧抽了几口，才开始张嘴问他些问题。

　　据那张利英说，他是本村的农民，这房子是他哥哥张顺英的。哥哥早年出国留学，就在英国定居了。后来生了孩子，每年冬天春节的时候才会带孩子回来过年，住一段时间。前几年就把他们的母亲郭淑芳给一起接过去照顾孙子了，之后就没有再回来过。就是那次他买下了这一片地基建了栋房子，留给独自在家的老父亲住。哥哥每年都会寄些钱回来，所以父亲张老头也没什么事，每天种种菜、钓钓鱼，虽然过的是孤寡生活，但也还算轻松自在。做为二儿子他也经常来老父的房子里串门，给送点粮食、蔬菜、日用品什么的。

　　说完了上面这些，面相老实巴交的张利英竟然有些哽咽了。我还害怕树上挂着死去的那孩子是他家的，安慰了他两句节哀顺变，又给他续上了一根烟。

　　张利英接过烟，夹在了耳朵上，沉默了一会儿，才接着述说：“上个月初的时候，老头子无缘无故地竟然就升天了，大家还都以为是急病什么的，就没太在意。我给远在英国的大哥拨了个电话告知了父亲的死讯，他说他第二天就起程回来送葬，我劝他这么远就别回来了，我能处理。最后他赶是赶了回来，但还是没能赶上老头子的葬礼，跟他一起回来的，还有他的那个外国婆姨。这次回来他们就决定住一段日子，毕竟这么多年没回来了。在处理完父亲的身后事之后。他们夫妻俩又买了很多礼品，到亲戚和邻里乡亲家都走动了一下，感谢了乡亲们对老父的照顾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