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法官语气略带诙谐，他直起身。

　　“那么，我们究竟该怎么办才好？无法百分之百确信被告有罪，却又不能一概给予无罪判决。我想现在横亘在各位面前的，有两个选择。”

　　她举起了两根手指。

　　“我们可以这么做，虽然怀疑无法量化，但我们可以粗略地用百分比来解释，如果我们对一个被告的怀疑超过百分之五十，也就是说，两个人之中，A比B来得有嫌疑，而所有的证据也支持A比B更有可能犯下这个罪行，那么我们就逮捕A，放掉B。”

　　“这么做对各位来讲肯定是比较合理的做法，既惩罚了比较有可能犯罪的A，也不至于冤枉比较不可能犯罪的B，非常有效地降低了判断错误的可能性。即使从我们法官的眼光看来，这也是十分正确的做法。”

　　她弯下一根手指。

　　“但我们也可以这样做：既然A有百分之五十一的嫌疑，而B有百分之四十九的嫌疑，无论嫌疑多寡，总之都是有嫌疑，既然最终无法确定，那就把A和B一起逮捕。”

　　“这个做法也是正确的，将所有可能犯罪的人逮捕起来，如此一来，A或B可能有其中一人会忿忿不平，因为真凶只有一个人，另一个势必是被冤枉的。但对被害人C而言，这将是最大程度的保护，他从此可以在夜里安眠。”

　　张法官看了坐在法庭的一角，脸色微白的吴女士，吴女士也听得十分专心，间或用手帕拭著眼角，抬起头来深深吸了口气。

　　“上面两个做法都是正确的，某些方面都解决了我们的问题，找到了答案。”

　　“诸位一定已经注意到了，按照逻辑，我们其实还有第三个选择。那就是当A有百分之五十一的嫌疑，而B有百分之四十九的嫌疑，因为两个人都无法确定有犯罪，所以我们既不逮捕A，也不逮捕B，两个都放走。”

　　“这看起来却像是最糟的答案。两个可能是罪犯的人都被放出来，那么被害人C必定成天提心吊胆，他从此夜里必须锁门，随时担心再度被A或B其中一个人伤害。而而从另一个角度看，A和B从此逍遥法外，再不必为自己做过的事负责。”

　　“但我必须告诉各位，这个答案是法律教课书里长久以来的标准答案。尽管这并不是唯一的正确答案。”

　　张法官似乎苦笑了一下，再次挺直了身。

　　“这三个答案，无论哪一个，我们都不能说他是错误的答案，每个选项都是正确的，每个选项，都会有某种事物被保护。但于此同时，我们也会牺牲一些事物。”

　　“选择第二个答案，我们保护了被害人，但牺牲了A或B其中一个人，或甚至是两个人，选择第三个答案，我们保护了A或B其中一个人，或可能是两个人，但牺牲了被害人。”

　　“第一个看来是最稳妥的，但很可能A也并不是犯罪人，我们牺牲了A无罪的可能性，也牺牲了C可能被放走的B再度伤害的可能性。”

　　“很困难，对吗？不管我们选择哪边，都不可能毫无牺牲。”

　　“因此我从来不认为，这样的选择有标准答案。”

　　“纵然教课书告诉我们一个答案、社会大众可能也有一个答案，而被害人可能也有一个答案。但我始终认为，这是选择的问题，也是在场的各位，你们希望我们的法庭、我们的社会成为如何样貌的选择题。”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严惩人犯的法庭，在这里坐了这么多年，我看过许多比本案被告叶常还要凶恶的罪犯，让人很不得立即找个笼子把他关起来，以免他再出去害人。我们当然可以选择这样的法庭，无论证据有多少，一但有所怀疑，就判决他有罪，把他关起来，让我们的孩子得到保护、社会得以安宁。”

　　“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个极度保障人权的法庭，每一个走进法庭里的被告，我们都让他感受到宾至如归，他能够畅所欲言，而打算指控他犯罪的人，必须极尽所能地提出所有证据，否则就只能歃羽而归。就算几近百分之八十认为他有罪，我们仍让他自由自在地走出法庭，像一般人一样生活在阳光下。”

　　“这都是我们的选项，而且都是可能的选项。”

　　张法官缓慢地、徐徐地说著。

　　“我想你们在座的每个人，在经历了如此曲折的审判过后，肯定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答案，每个人的选择也可能各自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