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邓月明低头为沈文昌拉开座位。桌上一副碗筷，他自己不上桌，在厨房为小梨花拌饭。小梨花盘踞在沙发，幽幽然看着他们。

　　“你也来。我这里自家人都要上桌。”沈文昌此处的思想正确而新潮。邓月明抱着饭碗过来，眼里含着笑意，是真情实意的快乐着。

　　“你早知道我这里能入座，却还叫我特地招呼你一下是不是？”沈文昌打趣他。

　　“嗯。”邓月明低着头，轻轻的笑出了声。沈文昌意外他的直白，心里却软成一汪水，晃晃悠悠积在夏日的柳树下。树上有黄鹂，婉转而唱。

　　午饭后沈文昌洗一个澡，睡在暮色沉沉的主卧。邓月明给他拎电风扇来。电风扇不是落地式，底下要垫一张靠背椅，摇动起来震椅子，嘟嘟的响。像打鼓，唯一的乐器，孤寂的热闹着。

　　他睡到一点半，卫士来敲门，就走了。邓月明抱着小梨花站在阳台目送他，七夕后断断续续的落雨，隔着雨，看人看物不真切，只能见个大概——公寓门开，两顶黑伞出来，不知哪顶是沈文昌。沈文昌却像是感受到他的目光，立停向上望。邓月明笑着与他挥手。

　　烟雨朦胧，与人送别，沈文昌想到一句诗，叫“忽闻岸上踏歌声。”舟是不停的，人却可以向后望，于是牢牢的记着这副光景，刻在诗歌与时光里.

　　只是读出来是诗词，咽下去是刀子。因为纪念的是别离。

 

 

第23章 

　　叔父来了，大儿子沈文幸陪着他，等在沈文昌办公室隔壁的招待间里。

　　“父亲定了份报纸，看到三弟调去76号，现在还在气头上，一定要来。”沈文幸和秘书道缘由，让她给沈文昌提醒。她转去给沈文昌，很不屑的神情。

　　“倒像前朝太监偷偷传话，叫人做好准备。老佛爷的怒气！”她跟了沈文昌六年，熟知上司脾气，很有话语权。

　　“泡两杯咖啡过去。”沈文昌在看笔录：“以后这种记录重新抄一份，一股血气。”

　　“老爷子说不喝洋茶，换了龙井过去。下次重抄就是了。”

　　“你倒是真大方，那可是周市长送的茶叶！”沈文昌笑道：“罢了罢了，过去看看，省得你等一下又败出去什么东西。”

　　“我刚刚给人泡茶，找不到夹子，用茶勺挖了点茶叶出来。老爷子看见了要骂，说什么金木相克！哎呦，好大派头！周先生都没那么多讲究！”她抱怨着，非常委屈，因为知道沈文昌恨这一家子。

　　沈文昌只是笑笑，对家丑无可奈何的模样。

　　叔父坐在沙发上，穿油绿绸衫，剪了辫子，却依旧留着前清的头发样式——齐肩短发，剃掉了前额——一种恐怖的忠贞。年轻的时候应该身量很高，而且漂亮，因为老来依旧模样体面，黑长的眉，白须，像电影里的忠臣。他身上有一股年老肉体未死而败的气味，是隔天的馊肉味；又有一种鸦片烟的甜气，从骨头里渗出来。

　　“阿叔。”沈文昌随意叫一声，坐下接过咖啡。

　　“侬还晓宁得我个叔叔？！侬做格些事体又没有想过我个叔叔？！但凡侬做的事体有一两分分寸，我会进城？会当这么多宁来讲侬？！侬事体报纸上都讲了！”叔父立刻爆发起来，声音中气而洪亮，用先发制人的兵法，要在气势上占先手。秘书小姐立刻出去关上了门。

　　“谁给啊叔定的报纸？”沈文昌低着眼，谁也没看，轻吹着咖啡的气。他没有指名道姓，问的却一定是文幸。

　　“我在与侬讲话！”叔父红着脖子敲拐杖，作势要打，文幸立刻上来拉住他，把他按回沙发。

　　“报纸家里还是要有一份的。”文幸讪讪的讲，有些惶恐。

　　叔父被按下沙发，从皮质手提袋里摸出一份报纸，摊出来敲着看：“侬看看啊！”他老花了，报纸离眼很远，一双手哆哆嗦嗦：“原周市长秘书转职中央执行委员会……啊……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76号！这是76号啊！侬否要以为我否晓得那是什么样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吴四宝死了，它就只能是个养老的地方。”沈文昌轻描淡写的嘲笑道。

　　“侬……啊呀……侬怎么对得起我阿哥？！”叔父似乎想哭，然而没有眼泪，情绪酝酿不到家，只能干抹眼睛：“我否讲不食周粟……现在去不了重庆，困在上海滩，要谋生计养老小，宁宁都是亡国奴！我晓得的！侬这里做事情，我没什么好讲！侬到底是给中国宁做事情！侬到76号去，就是给日本做事情了侬晓不晓得？！那里是日本人管啦！”

　　“这里的中国人，也给日本人做事，同样是被人骂做贼，到……”沈文昌话讲一半停下来，非常惊奇，因为叔父作势要打，被文幸拉着。

　　“他敢打我？！”他几乎要有些震惊的颜色：“他居然又想打我！”然而面色依然沉沉，不在乎的模样。心里有些害怕，因为童年长挨巴掌。打人不打脸，他往往被羞辱。

　　沈文昌起身通电话，叫小张进来。叔父坐在沙发喘气，文幸拍着他的后背。错都是沈文昌，所以老人需要顺气。顺气，顺着他的气。

　　“年纪大了脾气都怪。”沈文昌心想，立在电话旁点烟。小张悄无声息的进来，立在沈文昌常坐的椅子后，无声无息的看着文幸。他腰间鼓起一块，带了枪。

　　“侬啊怎意思？！”叔父惊觉。

　　“我这里不兴打人。”沈文昌坐下，叠起腿，很潇洒的可恶模样，心里是虚的。他对叔父恨而怕，童年的恐惧袭上心头。

　　“我大哥生下你这么个东西，地底下脸皮都没了！侬对得起侬爹？！侬对得起我介么多年份教侬做人道理？！现在从76号出来还来得及！”他用心良苦的悲愤着，因为对沈文昌无可奈何。

　　“我不和你讲现在政府和日本人的关系，我也懒得和你讲。”沈文昌把烟灰弹进烟灰缸：“你讲我父亲，这就不对。最对不起我父亲的人是你，你待我不好。哪里不好？哪里都不好。”沈文昌悠悠的讲道。

　　“么良心的东西！”叔父气的跺拐杖。

　　“你真心来我这里讲忠言？我看未必。我原先做市长秘书，上海的报社都要管一管，是这里的口舌，兼职去宪兵队取文件。现在去76号，不管报社的事情了。幸哥哥原先的报社做不下去了，现在闲在家里，是不是？”他几乎带着笑意，看着文幸。文幸转过头去不看他。

　　“和文幸什么干系！我自己看见要来的！”叔父恨道。

　　“哦，伊喊侬来。”沈文昌笑着摇头：“‘伊现在本事大得很，要去做日本的狗。以后侬啊怎介还好出门？！别人通要讲，侬侄子是个什么东西？’伊这样子讲的？”他用上海话讲，有种特有的市井刻薄。

　　“伊讲的有错啊？！伊讲的没错！”叔父激动站起来，背着手绕圈：“伊讲的没错，还不让伊讲？！”

　　“讲，讲，讲吧。”沈文昌按灭烟头：“侬到上海来，来骂我，还是要我为幸哥哥介绍个工作？”

　　叔父楞了下，随即道：“自热想侬介绍个工作。但是做人的道理，也是要有人与侬来讲。侬是我养大的，我否能看侬入歧途。”

　　文幸依然不看他，也是心里虚。外界对沈文昌有传言，讲他喜怒不露于色，然而他对这个弟弟有幻想。他小时候玩死沈文昌的猫，塞到沈文昌被窝里，沈文昌也没有怎样，不过是哭一哭，没几天就忘了。他想他这个弟弟或许是念情分的，毕竟血亲，没有不帮家里人的道理。

　　“三弟弟，原先的报社不识才，我不想做了。”文幸讲道。

　　“我最初工厂做秘书，叫人呼来喝去，端茶扫地，我也没敢辞职——要养家，你是长子，倒是很潇洒。”沈文昌盯着他看。

　　“写文章不一样！”文幸讲回去：“工厂秘书怎么能比？”

　　“文幸有才啊！”叔父叹气：“侬但凡好帮，都是要帮的。将来能帮你的，只有自己人。伊侬阿哥！”

　　“我家里人是白珍。”沈文昌心想，道：“哦？怎么帮我？”

　　“也好写文章，还侬清白！”叔父怒道，为沈文昌的愚笨生气。

　　“我知道许多人误会了你，他们不见你的品姓。”文幸叹息一声：“我想你是好的，当初为四妹介绍工作，她现在很好。可见外面那样讲你，非常的不对，这对你不公。我愿意为你澄清。”

　　“你现在和我提四妹妹！哈哈哈！”沈文昌突然大笑起来，咖啡险些倾倒，小张立刻扶了他一把。

　　“你什么时候像四妹妹一样一样被逼的过不下去了跳了楼！我就什么时候帮你！”他撂了狠话，依然是笑着，眼里带了狠意。小张立刻知道危险，无声息的退了出去，怕被波及。

　　“当初要伊嫁人，伊否嫁，这样闹！跌断条腿还算轻的！”叔父高声回过去，喉咙却带了颤音。

　　“父亲！”文幸立刻打断他，怕他激怒沈文昌：“三弟……我……”

　　“小张，送客。”沈文昌沉声道：“十一点半了，下班。开车去恒仁路。以后乱七八糟的人不要放进来。”

　　他们与他讲起四妹妹，他是立刻感到愤怒，感到悔恨，却又十分的疲惫。像是追一辆电车，追到站台，到底是开走了。他起先戏谑的听叔父的骂，将叔父阿哥的唱和当作猢狲戏，准备在最后羞辱人一番，叫人含恨而归。可他现在想到四妹妹，便立刻想到那个家的恐怖，只能仓皇而逃，决定永世不与他们相见。

　　身后传来戏文一样的音：“商女不知亡国恨！养出这样的东西，我不如去死！”令其厌恶

　　“其实我可以杀。”他想：“杀人这么简单。”

　　但他不杀，他要让文幸进烟馆，让文盛去投股票，要让叔父老年丧子丧财，要让老沈家连办后事的钱也拿不来——他要用一种可怖的手段，永绝自己的恐惧。

　　“我不用任何人为我澄清。我本就是个屠夫。”他坐在去邓月明公寓的车里，心里明敞的想到。

 

 

第24章 

　　沈文昌去吃午饭，沉默不言，膝盖上趴着小梨花。邓月明为他盛汤，冬瓜老鸭，主败火。

　　“不吃鸭子，腥气。”沈文昌一推，不受汤。

　　“其实我也不吃鸭子。”邓月明说。

　　“你不吃还炖？”沈文昌问，字字都是“去“音。

　　“都讲鸭子肉凉，败火。“邓月明笑道。

　　“还特地为我炖噢？我看起来像火气很大的样子？”沈文昌质问他。

　　邓月明仿佛吓一跳，抱着饭碗低头不言语。沈文昌迁怒他，可惜他太为低眉顺眼，叫沈文昌有气无处发，只能恨恨离桌。小梨花从他膝盖上掉下来，痛的喵喵叫。

　　这是很小的一只猫，几个月大，叫起来令人心软。像他少年时代惨死的宠物。小梨花挠挠邓月明的裤脚，被邓月明抱到膝盖上。

　　一人一猫惶恐的坐着，无言望向沈文昌。沈文昌突然想起以前白珍看报纸，给他念：“幼年时遭受暴力，长大之后便会偏向暴力处事，于内，于外，都将如此。国人讲究棍棒之下出孝子，殊不知此乃身心的摧残，会使暴力的作风延续。诸位读者不妨看看现今的父子关系，婆媳关系。“沈文昌听了很刺激，以为白珍觉得自己年少过的不好，将来会苛待她。于是从那以后出处当心，决计不能让那种暴力在家庭中露出端倪。他时时刻刻都在与血统，与沈家，与一切弄堂里的刻薄对决。

　　他感到愧疚，这样对待邓月明，又不屑道歉——许多男人打过女人，往往都要跪下祈求原谅。他看不起这种男人，认为他们本质还是懦弱，既耻于承认暴行，又没有魄力悔改。于是他毫无表示的去卧房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