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1976年，大概是端午节前后吧，一天晚上，天已经墨墨黑了，我关了门，正准备抽锅烟就睡觉，听到门外响起吃力的脚步声，接着是敲门的声音。我想一定是来买东西的，就把烟锅一丢，去开门。门是那种老掉牙的门，门栓很难下的，我一边拨弄着，一边对外面喊道：

　　“要什么啊？”

　　外面没人答话。

　　我糊涂自己刚才是不是听错了，就又问：“有人吗？”门又轻轻地响了两声。

　　我再问：“是谁啊？”

　　外面说：“大伯，开开门。”

　　是个女人的声音，幽幽地。

　　我把门刚拨弄开，女人就急煞地挤进来，像有人在追她。我出门看，左看，右看，外面什么动静没有。再回头看她，已坐在柜台旁的板凳上，身子和头都靠着墙，一副累得不得了的样子。

　　村子里的人没有我不认得的，但这人我怎么也认不得，四十来岁的年纪，穿着格子样的衣裳，胸前戴着一枚有铜板大的毛主席像章，头发剪得短短的。应该说，人看起很周正，穿戴也好，只是脸上灰的，眼睛里一点神光也没有，像在生病。听口音，她不是村里人，也不是本地人。

　　我走进柜台，又问她：“你想买什么，蜡烛还是洋火？”

　　一般这时候要买的总是这些东西。

　　她眼巴巴地望着我，犹豫了一会，说：“我想要点吃的。”

　　“吃的？”我看看货架子，“我这里有花生米，蕃芋gān，还有点桃苏，你要什么？”

　　“什么都可以，”她说，“我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

　　我抓了两把蕃芋gān丢在秤盘上，准备称个斤两，她却喊我不要称，说她没钱。

　　我看着她：“你没钱怎么来买东西？”

　　她看着我：“我不要东西，只要点吃的就行了。”

　　难道吃的就不是东西啦？我觉得这人有点不对头，问她是谁，她说是过路的。刚才我一直以为她是村子里谁家的亲戚，既然不是这样的，只是个过路人，我想谁认识谁呢，凭什么我给你吃的？我丢下秤，对她说：

　　“我这里没吃的。”

　　她指着秤盘里的蕃芋gān说：“这个也可以的。”

　　我说：“我这是要卖钱的。”

　　她说：“大伯，你行行好，我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

　　我心里想，她这不是在跟我“叫花”吗？可我不打算行这个好。不是说我稀罕这点蕃芋gān，也不是说我这人有多自私，没有同qíng心。如果说人都是没有同qíng心的，像我这样的人恐怕早已经饿死病死了。我是说，我本来就是在人的同qíng中活着的，起码的同qíng心是有的，只是对她，这个像鬼一样在黑夜里冒出来的人，我缺乏应有的同qíng心。想想看确实奇怪，我开这爿小店已经二十几年，还从没遇到过一个外乡人半夜三更来敲我门的，还是个女的。她这样地出现，又这样可怜兮兮的，我总觉得不正常，像个yīn谋。我似乎一下子想到了聊斋里的故事。再看她样子，穿得体体面面的，还挎着时髦的军用挎包，哪像个叫花的人？我这样想着，心肠变得很硬，几乎抹掉了脸上和嘴上的所有客气，对她说：

　　“大妹子，你找错人了。”

　　说着，我从柜台里走出来，故意把跷脚走给她看：“你看，我自己都是个要靠人可怜活着的人，哪能可怜得起你啊。你走吧，村子里谁都比我qiáng，你去找他们吧。”

　　她说：“我找过了，是他们叫我来找你的。”

　　我问：“谁？他们是谁？”

　　想她肯定回答不上，又说：“他们都帮不了你，我就更帮不了你啦，你走吧，我这里的东西都要卖钱的。”

　　她不走。

　　屋里静悄悄的，外面也静悄悄的。

　　往常，这个时候，我经常可以听到孩子闹睡觉的哭声，有时还有零星的狗叫声，或者来来去去的脚步声，或者骂爹日娘的吵架声，或者树上的高音喇叭声，等等。但这天晚上，什么声音都没有，好像村子里谁都知晓有个神秘的外乡人在我这里，都在屏声静气地偷听我们之间的谈话。所以，我更不想跟她谈什么，只想她尽快走。我走到门口，有意做出要关门的样子，催她走：

　　“时候不早了，我要睡觉了，你走人吧，大妹子。”

　　“我没地方去。”她头也不抬地说。

　　我生气地说：“可这也不是你留的地方啊！”

　　v她这才抬起头，又喊我一声大伯，说：“我不是叫花子，我是个落难的人，大伯，你就行行好，同qíng同qíng我，等哪天我苦出头了，会报答你的。”

　　我问她落了什么难，她说：“这说来话长，你先给我点东西吃吃再说行吗？”

　　说着，目光像着魔似的，从我的目光里，不由自主地转移到秤盘里的蕃芋gān上。

　　看来，她真是饥慌了，饥到骨子里去了。我也是饥饿过的人，我知晓，人真正饿急时，眼睛是不听话的，只会跟着食物和食物的香气转，好像看一眼也能解饥似的。其实，看了以后，只会觉得更加饥饿。对自己饥饿的记忆，唤醒了我的同qíng心，我走过去，抓起秤杆，把秤盘里的蕃芋gān，都倒在了她身边的板凳上。但是，我说的话并不好听：

　　“你吃吧。这是我的口粮，我要靠它们卖钱换饭吃的，今天你白吃了它们，哪天我不定就要挨一顿饿。”

　　其实哪至于呢。我也不知晓，都决定给她吃了，为什么还要说这难听的话。也许是我觉得对一个过路人行好，是没意思的，傻的。我们乡下人就这样，认识的人才叫人，不认识的就不是人，感觉气派一点的当龙看，什么事都客气几分，否则就当虫看，该欺不该欺的都要欺。总之，我们乡下人是不大会用正常的眼光去看待一个外人的。老实说，我当时是有点把她当虫看了，所以，都决定给她吃了，还要说这么难听的话。

　　但后来，我逐渐又看出来，她可能真的不是一条虫，而是一条落难的龙。比如，她的吃相，虽然饥饿得不行，但吃相一点不难看，不是猴急巴火的，一把把往嘴里塞，囫囵着吞下去，而是一根根捻在手上，从容不迫地往嘴里送，到了嘴里又细嚼慢咽的，不时还拧开水壶，喝口水。水壶是部队上的水壶，她的挎包也是部队上的，好像脚上的胶鞋也是部队上的。从这些东西看，我猜想她可能跟部队上有什么关系，要么她自己是部队上的，要么她有什么亲人在部队上。部队上的人当然是龙，哪怕只跟部队上的人沾一点点亲缘，少说也是条蛇，决不会是条虫。我对门的阿木老师，以前是管山林的，但他有个远房表哥在部队上当连长，那年来村子里走了一趟，阿木就从山上下来，去小学里当了老师。听说阿木当时只会写自己的名字，连“老师”两个字都不会写，只会写先生。阿木说先生就是老师的意思。可能吧。但一个把老师写成先生的人，总是不大合适当老师的。当然，后来阿木不一样了，有长进了，不但会写老师，还会写教师。教师两个字是不容易写的，村子里的人，除了学校里的老师，可能还没有几个人能写。话说回来，阿木能有今天，全靠他那个在部队上当连长的表哥，还不是嫡亲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