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话题是蓄谋已久的要说的，它几乎成了我与洁尘之间的一个“间隙”，硌得我们偶有疑虑。是这样的，洁尘送我的第一本书即《碎舞》，我是格外的器重，还没有读完，就开始作文。文章写好了，寄走了，刊物的答复是“留用”。却是久久不用，直到刊物相关的栏目取消了也不用，通知我“另攀高枝”。而此时的我，已经十分歧视此作，断然决定弃之不用。歧视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期间洁尘已经又出新书三卷，它的美言颂词已大为失色，甚至有隔靴搔痒之嫌。不过，这还是次要的，关键是那时的我，刚入成都地方文人圈，地皮没有踩热，有点独行侠的感觉，天不怕地不怕，为抬举洁尘，不惜作践别人——当然肯定是名人。我至今记得，那文章的开头：

　　在读《碎舞》之前，我一直以为成都的作家中，随笔写得最好的是××，但读罢《碎舞》，我要修正一下自己的观念，××只是成都的男作家中随笔写得最好的……

　　就以这么副嘴脸开始，又以这么副嘴脸结束的，肆无忌惮，无拘无束，倒是勇敢，但也不乏鲁莽。时过事迁，我已经踩热了地皮，独行侠混入了人群，侠气dàng然不存，自然是歧视旧作了。我还在想，那刊物恐怕也是把我的侠气当做傻气看了，所以“久久不用”。不用得好！跟朋友有间隙总是有机会破除的，而有些间隙是要跟时间一道长大，甚至分裂成一条峡谷。还是让我的生活中少些峡谷吧。我自己在这样努力着，有时间，洁尘的文字也在这样帮我努力着。内心愉悦是一种力量，可以为你的生活变得圆满、扎实。我相信，本书的出版等于是我内心多了一份愉悦的可能。

　　在四个城市说朱向前

　　A?福州

　　世界很大，人事很多，因而文字和传说的用途往往比我们想象的重要又大。1989年前，朱向前对我没有具体的形象，只有一些散落的文字和传说，有点像在历史里的一个人，一个影子，我知道他，关注他，但他感觉不到这些。第一次读向前的作品是篇小说，叫《漂亮女兵》，发在哪里没印象，我是在《小说选刊》上看到的，落的是两个人的名，向前在前，在后的是张聚宁。过去了那么多年，我还清晰记得这么多，只有两种qíng况：一是这小说特别叫我心仪，有点一见钟qíng的意思，二是作者与我有种超出普通读者的关系。当时我对小说好坏的判断力还十分差，前一种qíng况有点说不通，而后一种qíng况倒是勉qiáng说得上。首先看作者简历，就让我有种亲近感，因为当时我们的部队都在福州；其次是我部队上有个战友，跟向前似乎很熟，他大大咧咧谈论向前往事轶闻的样子，一下子让我觉得向前离我是那么近，我要认识他几乎是件轻而易举的事。这个感觉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有一天我得知向前已经离开福建去了江西，才明白容易的事qíng已经被战友的怠慢弄得十分困难了。几年后，我也离开了福建，去了南京。离开的时间一年接着一年地增长，现在我和向前离开福州都已有十好几年了，但我相信，在那个我们过去熟悉的城市的记忆中，对我的记忆或许早已烟消云散，而对向前的可能在与日俱增。换句话说，同样是离开，我的离开是消失，是人影同走，向前是人走，影子留在了那里，而且随着他日后身影的变大，影子也越发的大了。卡莱尔曾说过，人们都看重名人，经常把自己不多的珍贵qíng感献给一个商标样的名字，或者广场上的一座铜像。卡莱尔还说，这是人类的一种病，其实对双方都是不利的。我一方面相信这说法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又相信人总是生活在错误中的。有时候，我觉得人类对错误的需要要超过对正确的，从伊甸园的说法看，人类甚至是由于错误才开始生生不息的。

　　福州是我留下记忆最多的城市，有点初恋的意思，留下的每一个脚印都是真诚而刻骨铭心的，但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应该说，在那里我和向前本来是最好相识的，机会很多，条件也很好。但有些事qíng就是这样的，因为容易反而会变得困难，因为近反而会变得远。在我老家，有一句专门针对这种现象的俗语，用土话说跟成语一样jīng练又有音韵，但转换到普通话体系里，成语的感觉已dàng然不存，剩下的只是一点意思：住在码头边的人是最容易搭乘不上轮船的。这句话就像一断骨头一样丑陋，我简直难以相信它是从我老家那句世代相袭而又妙不可言的俗语中变转过来的。这也是我在文学之旅上的困难，我祖辈的智慧和jīng神难以顺利地抵达大众的心灵。几年后，我在《青年文学》上看到向前一篇小说，也许是他最后一篇小说，标题记不全了，好像叫《地枯》什么的，写的是一个傻子抗日的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小说极大程度地使用了土语。就文本而言，我相信这小说已写到了极致，但就文学而言，我又感到它跟文学本质出现了某些背离。这篇小说对我的意义相当大，就在于它让我清晰地看到了自己危险和可怜的处境。在此之前，我一直在努力的事实上就是这回事：想让文学回到我的老家去。但看了《地枯》后，我放弃了多年的努力，并相信这种放弃是绝对正确的。说真的，这小说让我看到最多的是挣扎，写作的挣扎，阅读的挣扎，包括我长此挣扎下去可能有的最好的下场。显然，《地枯》成了我照见向前的镜子，也成了我照见自己未来的镜子，那样子让我感到很不对头，我也就有了止步回头的愿望。今天，我多少懂得了挣扎在文学中的地位和价值，也就是作家包括他创造的人物的内心是可以挣扎的，甚至挣扎得越充分越好，挣扎是表现，是挖掘，是伸展。但落成这一切的文字，语言，叙述，是不能挣扎的。叙述上的挣扎会让阅读者的心乱跳起来，人物和故事的镜面也会由此四分五裂。可以说，《地枯》让我提前几年结束了疾病般的写作。这时候，我尚未认识向前，但他比许多我认识的作家给我的还要多。这也应了一条文学定理：一个作家很难从另外一个作家身上或生活里得到什么，他只能从作品、从文学中去得到，而得到的方式又似乎是千变万化的。

第15节

　　B?南京

　　南京是我心目中最排斥的城市。这跟城市本身的好坏无关，有关的是我个人一些特别的体验，它更多的是来自命运和某些人造的不快的记忆。我先后三次进出南京城门，每一次都想永远地留下来，但最后还是愤然而去。我刚到南京时，差不多是向前刚读完军艺并决定留校的时候。这也是他以一个评论家的姿态频频亮相的时候，人们也开始以一种以往少有的热qíng谈论他。开始我听到的谈论是褒贬不一的，褒的大致有这么几类：一说向前的评论比他的小说更出色，所以也更容易树立起名声；二说在评议莫言的所有文章中，向前的夹叙夹议的评论最到位，有开文学评论先气的价值；又说向前小说、评论双管齐下，足见他才艺之大，等等。贬的声音也不小，有说向前的评论什么也说明不了，只说明他无能当一个小说家；有说向前是靠吃莫言长大的，赚的是个近水楼台的便宜，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是不太看文学评论的，看了也不懂，只是听着这些不绝于耳的评论（关于一个文学评论家的评论）后，有些替向前（朋友的朋友）高兴，觉得捧也好，打也罢，让人纷纭只说明他已经浮出水来，是件好事，下一步只要保持势力，不沉落下去就行了。慢慢地，原有的一些贬低的说法已经不攻自破，比如向前已不再专吃莫言，尤其军旅作家两大派现象的提出和诠释，全然让人感到一种新颖的刺激和恰切的睿智。这时候，贬的说声音明显变弱了，甚至不少作家开始主动把作品寄给向前，我因为是向前朋友的朋友，常有人来接近我，目的是想间接地接近向前。其实至此我跟向前的关系还是影子的关系，外面传播的有关我跟向前的jiāoqíng纯属徒有虚名。到了1989年，在我张罗上军艺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对向前真正是知根知底的人，系向前的同乡，又是向前妻子张聚宁在江大的同班同学。她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的口吻向我谈起了向前夫妇某些不能言传的秘密，说：写作上张聚宁的才气要远盖过向前，两人先期合作的一系列小说多数是张主笔的，后来向前独著的评论文章也离不开张jīng到的指点迷津，而张聚宁在仕途上的辉煌（三十来岁官至地区副专员）全凭仗向前父辈在当地盘根错节的关系和余威。说者再三申明并列举一大堆陈年往事来证明其言论的真实xing，加上当时我对向前夫妇的陌生和无知，我确实有点半信半疑的。我几乎就是带着这份隐秘的疑虑前去军艺做向前的学生的，时间是1989年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