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又过去很久，有一次，我在新修的二环路上散步，撞见了一个卖书的地摊，只见一大堆垂头丧气的书，像死鱼死虾一样被摊晾在地上，随便路人挑挑拣拣，讨价还价。这份自在也将我吸收过去，我的目中马上充满了我厌恶的各种书名和封面、颜色。我本能地转移了视线，仿佛是被那些我厌恶的书目和颜色推开的。然而，就在这时，就在我视线转移的过程中，我的目光又被一个很素雅的封面碰了一下，就像ròu体被一只纤纤之手触了一下，心灵苏苏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被这封面抓了过去：聚－书－的－乐－趣……爱德华·纽顿！嘿，我惊喜地冲上去，一把将它抓在手中，好像有人要跟我抢似的。习惯地翻看一下，可以断定，书不是假的，也无甚损伤，心里就喜悦起来，手很主动热qíng地往口袋里伸去。

　　“多少钱？”

　　“二块。”

　　“二块？”

　　“是，两元，不讲价。”

　　小书贩的口气里有一种坚决的不容置疑的权威。

　　我被这廉价惊呆了，掏钱的手静止下来。这感觉和你有时被某个意想不到的高价吓着是一样的。书贩子也一定以为我是被“吓着”了，及时给我腾出余地：“这样吧，一块五，不说了。”我又愣了一下，但马上清醒过来，并迅速付了钱，拔腿就走，唯恐这是个错误，别人要反悔似的。“愉快”在暂时的一分钟之内频繁地拍打我，我没有理由不愉快。我哼着小曲回了家，愉快也跟着我回了家，并伴着我度过了整个白天。到了晚上，愉快仍然没有完全消失，我高高兴兴地沐了浴，坐下来，开始拜读我向往已久的爱德华·纽顿的书。

　　“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东西，其次是一本书，它使人抓住秘密的核心……”

　　我的心灵又感到了那种类似ròu体被一只纤纤之手触碰的愉快，这种愉快在我目光的牵引下不断长大、盈满，很快覆盖了我白天购书所得到的愉快。这很正常，毕竟那是一种没有jiāo流（因而不流动）的愉快，是僵死的愉快，不会长大，只会消耗。爱德华·纽顿给我的愉快像手和手握在了一起，榫头和榫眼咬紧了牙关，并由此达到贯通，心和心相互映照。这种愉快像火焰，会燃烧，又像水滴，会汇聚、流动，长大。但是，这种愉快愈是在我内心盈满的同时，我心中愈是有种愤懑在堆积。这也就是说，在我通过阅读愈来愈领略、肯定爱德华·纽顿这个作家、这本书的魅力和价值的同时，我心中却愈是有了一种不满和愤怒。为什么？因为我想到这本书在到我手之前，曾是那么被人奚落，混杂在一群轻佻的货色中，失魄、廉价、贱卖，就像一个老鸨。

　　一个作家最大的幸福和骄傲莫过看到他的作品被人崇敬地捧读，这一点我做到了，我仿佛看见爱德华·纽顿在幸福地微笑。但同时我又看见爱德华·纽顿因为气愤扭曲的面容，因为他的书在被人像处理死人衣服一样地沿街贱卖。一个作家最深刻的痛苦和气愤莫过于此——看不到读者对他作品应有的爱惜和保护。像这样一本蘸着作家心血写就的书，竟然被无知地摊在地上廉价叫卖，这本身已对作家构成了不可饶恕的伤害，而我居然还为便宜了几块钱而沾沾自喜。一想到我白天愚蠢又明确的“愉快”，我心中就充满对自己的责骂。是的，这件事首先要骂的是我自己。我无法去指责别人，但可以指责自己。正因为无法指责别人，对自己的指责就变得更加凶恶、无qíng，似乎这样可以弥补对别人无法实现的指责。那天晚上，我被无休无止的自责一直纠缠到梦中。在梦中，我依然听到一个对我严厉指责的声音。我对自己的指责是如此深刻、勇敢，使我对爱德华·纽顿的愧疚多少变得有点宽松。

　　但是，这显然还不够。当我从梦中醒来，看到那本被我用一支烟钱买来的书，我的心中依然欠欠不安，仿佛瞧见了爱德华·纽顿蔑视的目光。我对自己说：看来，你必须要有实际的行动才能弥补你不经意犯下的错误。于是，这天午休时间，我又跑去二环路，找到了那个地摊，买了第二本《聚书的乐趣》。这次，我没有问价钱，而是“很老道”地往封底看了看书本来的定价，照价付了钱。我明显感到书贩子那份包藏不住的窃喜，心里只是想，但愿我的“愚蠢”能让这书贩子多少认识到一点这本书的价值和对它的好感。

　　把《聚书的乐趣》这样的书挤出书柜，摊在地上，廉价甩卖，这似乎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来势凶猛——越来越猛的cháo流。我和我们无法逆转这个cháo流，我们能做的无非就是花点时间在这种地摊旁转转，有幸的话（也是不幸），便尊重地（不要去便宜那几块钱）把“这样的书”买回家，用gān毛巾拭尽灰尘，然后慢慢品阅。

　　1996年10月上旬

　　卡夫卡的“爱人”和“罪人”

　　她有一双纤细的手。她有一头乌密的黑发。她的笑容天真善良。她的嗓音“有表演的天赋”。她的名字叫多拉·迪阿曼特。1923年7月，被疾病所迫的卡夫卡来到地处波罗的海的米里茨里镇，住进了一个犹太人度假村。有一天，卡夫卡经过厨房，看见一位姑娘正忙着在杀鱼，似乎有所触动，不满地说：“多么纤细的一双手，可gān的活又是多么残忍！”

　　他们就这样相识了。她就是多拉·迪阿曼特。

　　当时多拉是这家度假村里的一个厨房佣工，之前她还在柏林一个犹太人孤儿院当过小裁fèng。这给人一种感觉，好像多拉是一个为生计所迫的难民。其实，她出身于一个有名望的犹太人家庭，只是因于年轻和对父母保守意志的不满，才离家出走，làng迹四方。而同时卡夫卡却因为日益严重的结核病，四处就医、疗养。就这样，两个人像两粒沙子一样，在这个度假村里邂逅。是偶然的，又是命定的。此时，卡夫卡的生命只剩下最后的11个月。但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卡夫卡受到了一生都没受到的温暖和爱。对此，卡夫卡“幸福而诚恳”地告诉我们：这都是多拉给予的。

　　从一定意义上说，卡夫卡和多拉都是“父母意志的弃儿”，jīng神上的流làng者，同时又都是“文学的寄生者”。两人刚相识，多拉就用希伯来语给卡夫卡朗读了《叶塞尼亚》，让卡夫卡“一天都沉浸在美好的遐想中”。他们很快相爱，并在柏林租房同居，“过着真正愉快的家庭生活”。在去世前一个月，卡夫卡正式向多拉求婚，但迎接他们的不是婚礼，而是卡夫卡的葬礼。因为没有拥有爱人的婚礼，多拉似乎也无权拥有爱人的葬礼。但她还是执意出现在卡夫卡的葬礼上，在一片冷嘲责备的目光中，“哭得死去活来”。多拉的哭声震惊了卡夫卡的亲人们，致使他们都不敢放声而哭，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贬低多拉哭泣的价值。可以说，在卡夫卡入墓之际，他只听到一个人的哭声，就是多拉的。这几乎就是卡夫卡一生的象征：这世界，只有多拉短暂而真心地温暖过他。

　　想起卡夫卡，我们总觉得人世对他不公，他给我们留下如此珍贵的文学遗产，但他的一生，每一天、每一夜，都是在被极度伤害和凄凉之中度过的。多拉的出现，让我们感觉多少还了卡夫卡一点债。但同时，多拉也欠下了我们一笔债，她曾经在卡夫卡的授意下，亲手烧毁了卡夫卡大量的手稿，没有烧毁的，她又没有及时公诸于世，而是私自珍藏着，以致后来又被盖世太保糟蹋掉了。亲自烧毁和私自珍藏，都是出于爱，对卡夫卡的爱，但构成的是一种难以赎贷的“罪”。卡夫卡总是让我们感到无所适从，感到“存在的荒谬”，这真是没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