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穿西装戴帽子的罗圈腿老人，也许是喝醉了，走过乞丐身边时，像扔一张废纸那样随手就扔到帽子里一百块钱。老人走出很远，听到一声尖叫，回头一看，那哑巴乞丐正拿着钱对着灯照呢。

　　乞丐的两个孩子蹦跳着说：“让我看看，让我看看上面的毛主席。”

　　他们听说过有这么一种新版的红色百元大钞，现在，他们亲眼看见了。

　　哑巴乞丐兴奋地开口说话了，他说：“哎呀，老天爷，都摸一下吧，别抢烂了。”

　　旁边那个卖花的女孩立刻追上去，对老人说：“等一下，您买花吧。”

　　老人打个饱嗝，眯着小眼说：“怎么卖啊？”

　　女孩说：“八块一束，不贵，花多好看。”

　　老人掏出一百块钱说：“我全要了。”

　　“一共十二朵，九十六块钱。”卖花女孩接过钱，厚着脸皮说，“别找了，我也没零钱。”

　　老人说：“那不行，你得找钱，那个人是乞丐；你，你是一个商人。”

　　卖花女孩愣了愣，很快反应过来说：“我就是个卖花的，你等着，我到那边换零钱。”

　　老人看着女孩拐过街角，不见了。

　　老人叹息一声，将花扔进了垃圾箱。

　　这个老人就是三文钱。

　　几天后，三文钱又出现在海珠广场，他对“哑巴”乞丐说：“给你一百块钱，你帮我把这包东西送到环江路的赛迪娱乐城，回来，再给你一百块。”

　　“有这好事？”乞丐问。

　　三文钱将一张百元钞票放到乞丐面前的鞋盒子里。

　　“你咋不送？”乞丐问。

　　“我有事。”三文钱回答。

　　“到了那里，把东西给谁？”乞丐问。

　　“找霍老板。”三文钱说。

　　“包里是啥子东西？”乞丐说着，打开了帆布包，里面有两块砖头，用报纸包着。

　　“就这个，”乞丐问，“两块红砖？”

　　“是的。”三文钱回答。

　　犯罪分子运毒的方式一般采取人货分离，找个傻瓜当替死鬼，即使被警方抓住也说不出上线是谁，在运送过程中，会有马仔暗中跟随，以防不测。毒贩藏毒的方式更是千奇百怪，香港张伟艺将毒品藏在西瓜里，海南解风平将毒品藏在椰子里，上海人周某将摇头丸藏在蜡烛里，云南人李某将海洛因伪装成糯米藏在几麻袋糯米里。

　　三文钱的那两块砖头就是巧妙伪装过的huáng砒，huáng砒只要进行再加工就成为4号海洛因。

　　在1999年chūn节严打期间，一个叫蒋卫东的实习民警在报告中写道：华城市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有3万多人，实际吸毒人数至少在5万以上，甚至更多。华城火车站附近肯定有毒贩子的秘密窝点，他们利用乞丐、流làng儿童进行贩毒，据线人举报说这个贩毒团伙的头目是一个外号叫三文钱的人……

　　当局领导向蒋卫东了解qíng况的时候，蒋卫东却失踪了，像空气一样从人间消失了。这份报告后来引起了大案指挥部的重视。

　　距华城火车站仅数步之遥有一条街，叫作登峰街，密布着大量出租屋，很多外来人口就聚居在这里。

　　登峰街有一家富贵菜馆，厅堂简陋，不事装修，然而却天天爆满，食客云集。

　　华城人好吃，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都能做成盘中美味。他们把赚钱叫作“揾食”，由此可见一斑。很多旧街陋巷都有美食所在，惠福东路有一家卖云吞面的小吃店是在地下室里，cháo州巷有个卖卤水鹅的把店开在了居民楼的楼顶，环市路上南海渔村的一条铁壳船上有家海鲜餐馆，若不是有人指引，这样的店很容易就错过了。

　　在20世纪80年代，华城还可以看到一种黑脖子的丹顶鹤，它们从黑龙江流域迁徙到南方过冬，因为华城人的捕食，这种鸟已经很罕见了。

　　富贵餐馆最初经营一种蛇羹，这道名菜是用眼镜蛇、银环蛇、金环蛇、水蛇、锦蛇做成的“五蛇羹”，被野生动物保护部门勒令禁止之后，开始推出了新的招牌菜：叫花jī。

　　将huáng嘴、huáng脚、huáng皮的三huáng土jī剖洗gān净，用酱油、绍酒、jīng盐腌制，多种香料碾末擦抹jī身，jī腹内雪藏炒好的辅料，两腋各放一颗丁香夹住，然后用荷叶包裹，再裹上酒坛huáng泥。地下挖一坑，不可太深，覆土，上面点明火烤一个多钟头，炭火烤半小时，叫花jī就做成了。

　　敲开泥巴，荷叶上油水汪汪，仍旧泛着淡淡的绿色，荷叶的清香扑鼻而来，jīròu肥嫩苏烂，膏腴嫩滑。趁着热气袅袅，香气四溢，撕下一只色泽huáng灿灿的jī腿，大快朵颐。若有三杯两盏烈酒，定会豪气gān云，无论富贵贫贱，淋漓尽致，嚼得出虎láng滋味。

　　我们不得不说这叫花jī是最正宗的，因为老板以前就是一个乞丐，他就是大怪。

　　尽管菜馆内店堂狭窄，又脏又差，但是每天都人头攒动，生意奇好。店堂之后是一个院子，院内有一株馒头柳，两间厢房就是大怪和店伙计的住处。树下摆放着几条长凳，数张矮桌，宾客爆满之后，就会坐在这里，甚至连菜馆门前也摆了几张桌子。

　　门前原先有一个铜做的招牌，后来被街上流làng的孩子偷走，吸引路人目光的是墙上贴着的四个歪歪斜斜的大字：乞丐免费。

　　这大概是唯一一家对乞丐免费的饭店，如果非要找出一个原因，那就是——老板就是个乞丐。大怪从来不掩饰自己做过叫花子的经历，他给很多顾客都讲过他那个吸血的儿子，他说：“我觉得自己是狗，现在我才是人。”人们对他的苦难经历表示同qíng，对他的慈悲心肠表示赞赏。曾经有报纸电视台来采访这个好人，他拒绝了。他替政府发扬人道主义，替有钱的人施舍，他把善良向外敞开，把恶关闭起来。很多时候，美德只是一个盒子，包装着罪恶。

　　这种慈悲只是一种表面现象，那些蓬头垢面的乞丐出入餐馆并不影响大怪的生意，因为他经营的不是饭店，而是贩毒。只有真正“要饭的”乞丐才会到这里来接受施舍，最初大怪、三文钱、寒少爷只是将这些缺胳膊少腿的叫花子组织起来，给他们划分好地盘，每月收取保护费。1997年，三文钱不满足做一个乞丐头子，开始利用这些乞丐进行贩卖毒品，给他们一些残羹剩饭，然后让他们运毒、出货。这个菜馆成为了一个隐蔽的毒品窝点。

　　1999年2月，那个叫蒋卫东的实习民警曾经来这里进行过两次调查，第一次他买了一只叫花jī，什么话都没有说；第二次，他又买了一只jī，走进厨房直接对大怪说：“老板，我想向你打听一个人。”

　　“谁？”大怪问。

　　“三文钱。”

　　“不认识。”

　　“直说吧，我是警察，我怀疑你贩毒，你最好识相点。虽然现在还没掌握证据，我这也不是正式讯问，就是私下里和你聊聊。下次再来，我会穿警服来，你要聪明的话，就给自己留条后路，以后也算是立功表现。再问你一遍，三文钱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