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仇士良下令长安全城戒严，捕杀所谓逆党。这个过程中，又有一千多名无辜士民被杀。

　　事变失败后，李训第一时间从宫中逃出。为迷惑他人，一边纵马飞驰，一边大喊：“我有何罪，把我贬到外地为官？！”

　　这样的场面，令人五味杂陈。

　　出长安后，李训奔终南山，想藏在故友华严宗大师宗密和尚那里。后者想收留他，将其剃度为僧，但终被弟子劝阻。李训只好转奔离长安不远的凤翔，也就是盟友郑注那里。但在路上即为人擒拿。李训知道落在仇士良手里遭凌迟是必然的，所以对押解将士说：“你们把我送到长安，功劳必被神策军夺去，不如现在就杀了我，把首级送给他们。”

　　押解将士满足了李训……

　　就这样，“甘露之变”以皇帝、宰相、大臣的完败而告终，宦官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李训，时任宰相，由长安往凤翔逃的途中被捕，被砍首；舒元舆，时任宰相，逃至安化门，被捕，遭腰斩；王涯，时任宰相，事先没参与政变，乱中跑到永昌坊的一家茶馆，在那里被捕，最后屈打成招，遭腰斩；贾餗，时任宰相，同样也没参与政变，慌乱中逃至兴安门，被捕，遭腰斩；王璠，时任太原节度使，逃至长兴坊府邸，被捕，遭腰斩；郭行余，时任邠宁节度使，逃至平康坊，被捕，遭腰斩；罗立言，时任代京兆尹，逃至太平坊，被捕，遭腰斩；李孝本，时任御史中丞，逃至咸阳外郊，被捕，遭腰斩。

　　在腰斩以上宰相和大臣时，仇士良叫百官必须到场观看，从心理和jīng神上彻底摧毁了那个时代的大臣。

　　在长安，最后一个落网的是那位金吾将军兼烹饪大师韩约。事败后，他也逃出大内，在长安潜藏了几天，可这天晚上实在太饿了，于是出来觅食，在崇义坊被神策军捕获。被捕后，韩约为自己辩解，说：“正是因为我当时故意流汗提醒中尉大人，才使得李训没能得手啊，我是有功的。”

　　仇士良在场，听后大笑，说：“那我就不腰斩将军了。”

　　韩约大喜，说：“来世愿为牛马。”

　　仇士良说：“我直接取你项上人头！”

　　事变爆发时，郑注曾带数百亲兵前往支援，途中得知李训已败，就只好返回凤翔。仇士良密令在凤翔监军的宦官，叫其扑杀郑注。这个世界有多么奇怪。纵观唐朝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史，如果宦官想策动政变，成功率几乎是百分之百，很少有失手的。不谈智商的事，那未必靠得住。关键大约在于：他们虽然失去了阳物，但却有着极其qiáng大的神经，做起事来是那样从容不迫。

　　在凤翔，对付郑注的宦官是个叫张仲清的无名小辈。

　　虽然此人一时间不知怎么扑杀郑注，多少有些迷惘，但却没露出任何破绽。最后，在部将帮助下，设计宴邀郑注议事。

　　此时的郑注已是进退维谷。他当然知道，自己随时都有可能死于非命。但是，他没法跑。是啊，作为凤翔节度使，一个朝廷大员，他就算有潜逃之意，能跑到哪呢？人生中最难受的不是绝望，是无望。绝望还有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么一说。无望呢？是完全没希望了。

　　对郑注来说，就是等死了。

　　郑注带着凤翔节度副使钱可复去赴宴。

　　真正是宴无好宴。郑注眼神特别差，高度近视。宴席上，当对方抽刀时，他还没看清那人在gān什么，就当场被斩了。钱可复亦遇害。郑注死前不知道的是：多年前，段成式的一位朋友，就已经预测到了这一幕的发生。

　　这位朋友叫石旻，jīng通藏钩（一种猜物游戏），又善于预言，敬宗宝历年间，他随吏部尚书钱徽及其弟钱可复至湖州，钱氏兄弟想吃兔饼。时为夏季，属下好不容易捉到几只兔子。石旻见后笑道：“可将兔皮留下，我记一事。”遂钉皮在地上，用红笔写下道符，自言自语：“恨较迟！恨较迟！”钱可复问其意，石旻答：“我只是想记载一下兔年将要发生的事而已。”

　　钱可复与郑注死难这一年，正是兔年。

　　事变后，仇士良、鱼弘志除给自己加官晋爵外，还取得了参与延英殿议政的资格。在以往，能在这个地方与皇帝议政的只有宰相、重臣。而且，仇士良严密控制了文宗的自由，动不动就举“甘露之变”数落文宗。面对数落，文宗所做的只有低下头老实地听着。从此，专权的宦官“上迫天子，下凌宰相，视朝士如糙芥”。

　　“甘露之变”后，人人自危。事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大臣及文士都不敢提及此事，但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通过采访，从侧面写到了这段痛史：“永宁王相王涯三怪：淅米匠人苏润，本是王家炊人，至荆州方知，因问王家咎徵，言宅南有一井，每夜常沸涌有声，昼窥之，或见铜厮罗，或见银熨斗者，水腐不可饮。又，王相内斋有禅chuáng，柘材丝绳，工极jīng巧，无故解散，各聚一处，王甚恶之，命焚于灶下。又，长子孟博，晨兴，见堂地上有凝血数滴，踪至大门方绝，孟博遽令铲去，王相初不知也，未数月及难。”

　　事变中遇难的宰相之一王涯，本没有参与剪除宦官的谋划，最后在酷刑下违心招供。王跟韩愈是同期进士，算朝中的老人了。“甘露之变”爆发这一年，他已七十岁，是退休的年龄了。此前，有人曾劝其隐退，但王恋恋风尘，舍不下利禄，最终在退休前一刻死于非命。王涯死后没多久，身在荆州的段成式采访到从长安逃到该地的王家厨师苏润，得知事变爆发前王家出现三件怪事：一是王家宅南有井，每到夜里便有沸腾之声，白天苏润曾窥视，有时见铜厮罗（洗手用的器具），有时见银熨斗，打其水，水质有腐味而不可饮；二是王涯家中有一禅chuáng，以柘木和丝绳制造，但后来无故地解散；三、其长子王孟博在一天早晨见厅堂地上有凝结的血迹一串，到大门口才消失，叫家人铲去。怪象发生几个月后，王涯被杀。当然，这只是传说。但这种传说，为“甘露之变”蒙上一层永远无法去除的感伤。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最严重的三个朝代之一，如果说东汉和明朝的宦官还不敢把皇帝怎么样，顶多是gān预朝政、对抗大臣，那么在唐朝中期以后宦官的嚣张则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杀皇帝如儿戏。唐朝有两个皇帝于正史中被明确记载死于宦官之手：唐宪宗和唐敬宗。另有三个皇帝的死亡真相则被唐人隐秘地记载于笔记中：唐玄宗（死于宦官李辅国之手，《杜阳杂编》有隐晦记载）、唐顺宗（死于宦官俱文珍之手，《续玄怪录》“辛公平上仙”即写其秘事）、唐宣宗（死于宦官王宗实之手，唐末史书《东观奏记》有隐晦记载）。

　　仇士良虽没亲手杀过皇帝，但在其掌权的八年里，幽禁了一个皇帝，诛杀了四名宰相，刺伤了一名宰相，处决了二名亲王，斩了一名皇妃，矫诏擅立了一个皇帝，最后决定退休了。

　　那是唐武宗会昌四年（公元844年）。虽然他一手把唐武宗扶上皇位，但这武宗皇帝天xing英武，重用铁腕宰相李德裕，君臣一唱一和，仇士良控制不住。离开皇宫前，一帮宦官来送行，询问如何方可保持权势，仇说了这样一番话：“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近则又纳谏，智虑深远，减好玩，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为诸君计，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毬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必斥经术，暗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yù焉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