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根结底一句话：不能叫皇帝闲着，当令其沉浸于声色娱乐，只有这样才可以控制在手里。

　　但退休后没多久，仇士良就bào死了。又过了不久，朝廷宣布在其府邸发现上千件兵器，武宗立即下旨，削去仇一切官爵。在这里需要说的是，虽然史上记载仇是正常死亡，但从这一系列事qíng看，他极有可能是被武宗派刺客刺死的，仇出宫后的结局跟肃宗时代的巨宦李辅国太像了，而李就死于代宗所派刺客之手。如果是这样，倒也得其所！

　　关于“甘露之变”，人们在读史时，每至此事无不扼腕。本来计划挺好的，怎么就一下子被仇士良逆袭了？假如当时韩约不露出破绽，又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如果依了郑注的计划，在给王守澄送葬之际于长安城外诛杀宦官，是不是胜算更大？但历史不相信假设，它的结果只有一个：甘露大冒险彻底地失败了！

　　但值得一提的是，事变结束后，很多大臣都拍手称快。因为在他们看来，李训、郑注原本就是小人，发迹最初依靠的就是宦官，最后诛宦官仅仅是投机而已，所以并不值得同qíng。也就是说，“道德正确”压死了二人。

　　但事qíng真有这样简单吗？

　　郑注、李训确实都不是传统标准里的道德完备之人。郑注最初是gān吗的呢？走江湖的郎中。虽然出身低贱，被很多大臣看不起，且相貌难看，眼睛还有疾病（“尤不能远视”），但医术却非常高明。此外，xingqíng“诡谲狡险”。他本姓鱼，后私自改成唐朝最显贵的四大姓之一的郑姓（崔、卢、李、郑）。一个偶然的机会，郑注结识了在平淮西藩镇吴元济之乱中雪夜袭蔡州的著名人物李愬。李转任徐州节度使时，把郑注引荐给了当时在徐州监军的宦官王守澄，称郑注是天下奇才，搞得王很感兴趣。当王回宫廷任职时，顺手也把郑注带到了长安。

　　郑注出身江湖游医，朝中大臣都不爱搭理他。但王守澄非常看重郑注，经常与之通宵达旦地畅谈时事。郑注虽高度近视，但能言善辩。举个例子：当时，王守澄是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左军中尉叫韦元素，此人讨厌郑注，想谎称有疾，叫郑为他看病，趁机将其捕杀。郑注还真来了，当发现不利于自己时，便口若悬河地跟韦元素聊起来，直到韦不知不觉地拉住郑的手，最后不但没杀郑注，还“以金帛厚遗注而遣之”。但郑注脱险后，即鼓动王守澄贬韦元素出宫做监军，又建议王在路上将韦杀掉。

　　郑注真正得势源于文宗突患风疾，一度不能说话。王守澄推荐了郑注，后者还真就把病看好了，文宗从此也开始宠信其人，任命他为太仆卿兼御史大夫，又升工部尚书，充翰林侍讲学士，自由地出入宫廷。

　　就在郑注得势时，又出现一个李训。李训跟郑注比起来还是有背景的，来自著名的陇西李氏，自己也是进士出身。善解《易经》的他，一个偶然的机会，为自己的亲戚去行贿郑注，后者遂将其推荐给王守澄。跟郑注比，李训高大魁梧，风神轩昂，善于演讲，特别能感染人的qíng绪。王守澄也比较喜欢李训，就把他推荐给文宗。一来二去，李训也当上了皇帝身边的翰林侍讲学士。

　　很多人说，郑注狡险，善揣人意，反复无常，睚眦必报，那李训也不怎么样，谁得罪了他们，必将其清除出朝廷而后快。当时，“牛李党争”已经愈演愈烈，文宗曾发出“去河北藩镇易，去朝廷朋党难”的感叹。这两派互相打击。郑注和李训呢，则全面开火，是既打击牛党，也打击李党，把包括李德裕、李宗闵在内的很多大臣都贬出长安，所以得罪了不少人。

　　其实，去除朋党和铲除宦官一样，是文宗政治理想的一部分。这也是他重用郑、李的原因。所以，打击牛李二党这件事，不能单纯地认为是郑、李人品不好，或仅仅是出于个人的好恶。很多人在回望那段历史时，把这个关键且本质的细节忽略了。

　　就这样，文宗皇帝、郑注、李训三人成立了一个反对宦官和朋党的秘密联盟。

　　郑、李二人虽是王守澄推荐的，但并不妨碍他们最终站在皇权一边。随后，连续成功诛杀了王守澄等人。此时李训已被升为宰相，有一次，跟郑注密谈，说要铲除宦官必内外合力，所以想叫郑到离长安最近的凤翔做节度使，以便直接掌握军队。一向被认为狡诈的郑注，十分慡快地答应了。从这个细节看出来，郑注没有过多地想自己的得失。否则，他完全可以拒绝跑到凤翔去做地方官。

　　同时，郑注出了条奇计，就是前面说的，趁在长安城外为王守澄下葬之际，他率领亲兵，扑杀包括仇士良在内的大小宦官。但李训此时的yù望更大，不但担心郑注抢去首功，而且亦有意诛杀宦官后再杀郑注，所以带着一群不靠谱的帮手，在皇宫中抢先发难，终被经验丰富的宦官反戈一击。

　　但在那么多大臣甘于随波逐流甚至见了宦官都哆嗦的时代，一个眼神儿不好的江湖郎中和一个研究《易经》的人站了出来。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因为稍一失手就满门皆灭。有人说他们是为了钻营，想往上爬。仔细一分析，就会发现这种说法不成立。对李训、郑注来说，一个事变前就当上宰相了，已经位极人臣了；另一个则是文宗眼前的红人。所以说，如果没有一个政治理想支撑着，他们不可能进行这样的大冒险。清代学者尚宛甫说得非常好：“训、注虽谲进，然乱贼人人得诛！举世畏宦官，训、注独舍生诛之，使其谋成，则武、宣、懿三宗必无复废立之事。”

　　史上的评价，对李训还稍微好点，对郑注则出奇的低。其实，郑注并非像很多人说的那样是个只知党同伐异的小人。举个例子，当初，文宗以郑注为太仆卿兼御史大夫，郑注担任新职前举荐了仓部员外郎李款接替自己的旧职。

　　文宗说：“郑注啊，这李款以前曾向我弹劾过你。”

　　郑注答：“加臣之罪，虽于理而无辜；在款之诚，乃事君而尽节。”

　　这话也是响当当的。由此可见人xing的复杂，任何一棍子打死的事都是不可取的。最初，郑注只是个飘零江湖的郎中，但无常的命运与个人的奋斗，把他一步步推到时代舞台的中央，并最终让他成为一个悲剧xing的人物。

　　“甘露之变”失败了，主要原因在于李训，首先没执行更稳妥的郑注的计划，其次用人不当，韩约之类皆不堪大任。这是历史的定数，又充满了偶然，乃至于诡异。那是事变爆发前多年，“郑注大和初赴职河中，姬妾百余尽骑香气数里，逆于人鼻。是岁，自京至河中所过路，瓜尽死，一蒂不获”。由于铺天盖地的香气的袭击，自长安至河中的瓜都死了。是不是预示了几年后“甘露之变”的结局？

　　“甘露之变”对晚唐士人的心灵影响太大了。

　　事变发生后，退居东都洛阳做“中隐”闲官的白居易一声叹息，他的很多同僚都死于事变，包括当初打击过他的王涯。怀着复杂的心qíng，诗人写下著名的《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顾索素琴应不暇，忆牵huáng犬定难追。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gu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