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女孩喜欢化一种叫“huáng星靥”的妆，即以丹粉点面颊，形似酒窝。此外，女孩还喜欢作“花子”即梅花妆，起自上官婉儿。当时，婉儿因伤及额头，留下伤疤，乃于伤疤处刺了一朵梅花作掩饰，谁知该妆竟风靡宫廷，传至民间，中唐时已成女孩化妆的首选。另外，唐代宗大历年间之前，嫉妇们在家庭生活中一不如意，便喜欢在丫环或小妾脸上作月亮或铜钱状的刺青，时称“月点”“钱点”。

　　唐朝时，长安、成都、荆州是三大刺青地。

　　这三个地方，段成式都长时间生活过。长安为首都，刺青风尚自然立于cháo头，但工艺最jīng妙的却是成都和荆州。成都的刺青在色泽上冠盖天下，鲜亮明艳得犹如卷画，段成式曾问其秘诀，有小工答：只不过是用质量最上乘的好墨罢了。从中唐开始，由于市场需要的增加，产生了一个新职业场所：刺青作坊。在荆州，贞元年间，从事刺青的手艺人就研发了一种万能印，上面有一排排刺针，可随着魔方般的转动，任意使用所需要的。

　　从中唐时代起，一些贵族女孩也开始在肩膀上刺花朵与水果了，比如芍药，再如牡丹，又如小巧的樱桃与爆裂的石榴。

　　关于刺青的故事，该说的都说了。

　　现在，还是回到开篇的葛清身上，顺着所刺的那一首首诗，追寻一下白居易的人生路程吧。为什么从市井上的葛清，到大明宫里的皇帝，从日本的留学生，到夜宴的座上宾都狂热地喜欢着他的诗？如果一个人的作品被高端人士喜欢，那么很正常；如果一个人的作品被大众喜欢，更没什么奇怪的。但是，假如一个人写的东西，同时受到高端和大众的迷恋，那么这个人就值得研究了。

　　白居易，字乐天，祖籍山西，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正月二十生于河南新郑，也就是阳历的2月28日，李白、王维的阳历生日也是这一天。双鱼座的白居易聪慧而刻苦，细腻而敏感，又有刚直一面。跟成长在“安史之乱”后的唐朝青年一样，他还有家国的qíng怀，希望通过努力，重现大唐盛世。不满二十岁时，白居易去长安漫游过一次，拜见了老诗人顾况，留下那个著名的典故。顾：“长安米贵，居大不易。”看完白诗后，又言：“有才如此，居又何难！”

　　唐德宗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白居易二十八岁，入长安参加科举考试，因诗赋才华横溢，一考即中。他被授予的第一个官职是秘书省校书郎，负责在皇家图书馆校对订正典籍。按仕途惯例，进士在朝廷gān过一段时间后要到基层锻炼，白居易随后做了长安附近的周至县县尉。在周至的日子，白居易笔耕不辍，写出人生第一首杰作《长恨歌》，一夜之间名满长安。接下来，陆续做了翰林学士、左拾遗（谏官）、京兆府户曹参军（长安财政局长）、太子左善赞大夫（东宫太子的属官）。做左拾遗时，刚直方正，赢得了名声，也得罪了人。随后，就到了对诗人来说极为重要的元和十年（公元815年）。

　　这一年夏六月，藩镇李师道派遣刺客潜入长安，在力主削藩的铁腕宰相武元衡入朝途中将其刺杀。这是自古以来未有的事件。白居易怒发冲冠，第一个站出来向皇帝上疏，要求全力捕捉刺客。

　　在我们看来，不但没错，且忠烈可嘉。但官场的规则，白居易忘了；他做谏官时得罪过的人，白居易忘了。所以，有大臣站出来指责白居易：白担任太子左善赞大夫，是东宫太子属官，而宰相被刺后，上疏言事的应是朝廷谏官，白居易先于朝廷谏官上疏，破坏了朝廷规矩，也就是说越位了。就在这时候，还有人向白居易砸去更重的石头，这就是“不孝”的罪名，称白居易之母因看花落井而死，白在守孝时却写下与花、井有关的诗歌……

　　各种看着白居易别扭的人暂时团结在一起。这样一来，宪宗皇帝也骑虎难下，于是贬白居易为江州刺史。江州是今天的江西九江，在唐时非常重要，属中上等州，可以看作皇帝的照顾。但白居易刚出长安，时任中书舍人的王涯（死于“甘露之变”的那位宰相）落井下石，对皇帝说，不孝的人怎么能做一州刺史？宪宗只好追加了一道命令，再贬白居易为江州司马。

　　命运仿佛跟白居易开了个玩笑。他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即使先于谏官上疏，不合朝廷规矩，也罪不至此吧？后来我们看《唐律疏议》发现：这确实不构成罪名，何况上疏的背景是宰相被刺这样的特殊事件。他更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落井下石。一路行船，白居易陷入巨大的迷惘。还好，途中收到挚友元稹的书信，山水间孤立无援的白居易一时间热泪盈眶。

　　此时白居易诗名天下皆知，江州刺史对他非常照顾，所以白居易虽官为司马，但实际上是非常闲的。他常一人独上庐山，那里有著名的东林寺。白居易在山上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别墅。幽谷花树间，白居易访僧问道，流连忘返，“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但实际上，诗人仍意气难平，在与妻兄《与杨虞卿书》中，他这样写道：“（武元衡被刺后）皆曰：丞郎、给舍、谏官、御史尚未论请，而赞善大夫反忧国之甚也？仆闻此语，退而思之：赞善大夫诚贱冗耳！”

　　转年秋天的一个傍晚，白居易于江边送客，萧瑟秋风抚过，诗人感到一丝人生的寒冷。然后他就看到那传来凄美琵琶声的小船，《长恨歌》之外的另一首杰作《琵琶行》由此诞生。在这里，不想去说诗歌本身的艺术价值，而只想靠近诗人那一夜的心境。对他来说，那一夜即一生。而那一夜的心境，又可以用《琵琶行》中的两句说清：“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在这个夜晚，他这样的士人，与一个流làng的琵琶女，有什么不同？诗人另一种人生的大幕，似乎已经在江州悄悄拉开一角。

　　贬官前，白居易刚直激切，勇于言事，深得东汉士风；贬官后，趋向于独善其身，“世事从今口不言”。后来的白居易，在长安与外地的仕途间辗转，最终在东都洛阳做了闲官，跟裴度、刘禹锡诗酒相酬，野游夜宴，一心一意地实践着自己的“中隐”哲学。大隐隐于长安的朝廷，小隐于这个国家的山野，中隐则指的是做京城之外的闲官。

　　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的三月初三，在洛阳，白居易、裴度、刘禹锡等十五位名士，模仿东晋的兰亭雅会，举行了一个盛大的chūn宴。“河南尹李待价将禊于洛滨，前一日启留守裴令公（裴度）。公明日召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宾客萧籍、李仍叔、刘禹锡，中书舍人郑居等十五人合宴于舟中。自晨及暮，前水嬉而后jì乐，左笔砚而右壶觞，望之若仙，观者如堵……”

　　盛唐造就了李白，“安史之乱”成全了杜甫。但从士人心灵史的角度看，给后世影响最大的唐朝士人是白居易。他既是“中隐”概念的最初阐释者和实践者，又是儒、佛、道三教合一的先驱。他按自己的意愿和方式度过了后半生。

　　但白居易仍有自己的底线，坚持着自己的人生意志。在中晚唐绵延四十年的“牛李党争”中，白居易没有投入哪一方阵营，哪怕他是“牛党”主力杨虞卿的妹夫，哪怕他常与牛僧孺唱和，哪怕他最亲密的朋友元稹站在了“李党”一边，哪怕始终厌恶他的李德裕把他的诗篇扔掉。当两党成员为扳倒对方而纷纷亲近专权的宦官时，白居易依旧不为所动地坚持着自己独立的人格。《新唐书》对他的最终评价是“完节自高”，这非常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