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叫红
这位二十个银币的宗教老师的弟子一方面觉得我有趣,一方面又觉得我可怕。他想扔下汤匙溜走,但我没给他机会。
“大师中的大师毕萨德,在图画中把国王、他的马夫及马匹画得是那么绝妙,”我说,“以至于一百年来,细密画家们不停地模仿那些马匹。毕萨德所描绘的他想像中和心中的每一匹马,如今都成为了一个典型的式。千百位细密画家,包括我在内,单单靠记忆就能画出这些马。你看过马的图片吗?”
“我有一次在一本神奇的书中看过一匹飞马。那本书是一位伟大的老师,学者中的学者,送给我那已故老师的。”
真不知道是应该把这小丑的脑袋压进他的汤里淹死他,还是任他继续天花乱坠地形容这辈子看过的惟一一幅马匹图画。这驴蛋,和他的师,居然把《珍禽异兽》当宝一样看,而且天晓得他们看到的是多么拙劣的复制版本。我想出了第三种解决方法,就是扔下我的汤匙,离开饭馆。走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来到那间废弃的苦行僧居所,走进屋内,一股平静的感觉涌向了我。打扫干净后,我什么也不做,静静地聆听着四周的寂静。
稍后,我把镜子从我收藏的角落里拿了出来,架在一张矮桌上。接着,我支起了画板,在画板上铺好一张跨页插图,置于膝上。我调整好位置以便看清镜中自己的脸孔,然后拿起炭笔画起了自画像。我耐心地画了久。过了好一会儿,当我再次看见纸上的脸并不像镜中我的脸时,内心充满颓丧挫折,眼泪不禁溢出眼眶。那些被姨父吹捧上天的威尼斯画家们究竟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于是我想像自己就是他们其之一,猜想如果我能以同样的心境作画,或许也能画出一幅逼真的自画像。
又过了一会儿,我咒骂起法兰克画家和姨父。我擦掉了纸上的东西,重新看向镜子,继续着手画画。
到头来,我发现自己又在街上漫游,而接着,又发现自己已来到了这间龌龊的咖啡馆。我甚至搞不懂自己怎么会来这里的。我走进屋内,想到跟这群可悲的细密画家和书法家混在一起,觉得好羞耻,额头不禁开始冒汗。
我感觉到他们都在看,彼此用手肘捅一捅,示意我的到来,讥笑着——好吧,我是清楚地看见他们这么做了。我在角落里坐下,努力展现自然的神态。与此同时,我用目光搜寻别的画师,那以前一段时间曾经和我一起当奥斯曼大师学徒的亲爱弟兄。我确信他们每个人今天傍晚也都被要求画一匹马,而这些白痴也一定竭尽所能,认真参与了这场比赛。
说书人还没开始表演,甚至图画也还没有挂上。这也迫使我与咖啡馆里的人群套起了近乎。
好吧,我坦白地跟你们说:和大家一样,我也开玩、讲下流故事、夸张地亲吻同伴的脸颊,说各种双关语和反讽比喻、询问年轻大师助的近况,而且也和大家一样,无情地揶揄我们共同的敌人。激情所至,我甚至会放肆地调戏打闹,亲吻男人的脖子。然而在胡闹的同时,我却知道自己大半的灵魂仍陷于冷酷的死寂,这带给了我难以承受的痛苦。
虽然如此,没过多久,我已经成功举出各种比喻来形容自己的和某些名人的那话儿,像是毛笔、芦苇、咖啡馆的柱子、笛子、楼梯栏杆柱、环、宣礼塔、浓糖浆里的拇指饼、松树,至有两次用世界来形容。我同样成功地把那些有口皆碑的漂亮男孩的屁股,比喻为橘子、无花果、凸起的小馅饼、枕头,还有小小的蚂蚁窝。然而,一位与我同龄的自负的法家却只能把自己的宝贝极为业余而毫无半点自信地比喻为一艘船的桅杆和一个挑夫的扁担。我更进一步用各种隐喻,到了老画家们再也举不起来的伙和新学徒们的樱桃色嘴唇;谈到了某些书法家们把钱贮藏起来(我也一样),放在某个地方(“天下最肮脏的坑穴”);谈到了我喝的酒里很可放了鸦片而不是玫瑰花瓣;谈到了大布里士和设拉子的最后几位伟大画师;谈到了在哈勒普,人们已经把酒加入咖啡里,以及那里的书法家和漂亮男孩。
侃侃而谈中,有时候,我感觉到体内的两个灵魂之一,最后终于胜利浮出,把另个抛在后头,让我忘记了自己那死寂冷漠的一面。这些时刻,我会回忆起童年时的节日庆典,当时的我可以自由自在地与亲戚朋友相处。如今,就算有再多笑话、亲吻和拥抱,心底仍有一片死寂,让我在人群之中饱受孤独的痛苦与折磨。
是谁,赋予了我如此死寂冷酷的灵魂——不是灵魂,是邪灵——永远不断地斥责我,隔绝我与外界的联系?是撒旦?不过,减轻我内心幽寂的,并非撒旦煽动的愚行祸端,而是能够触及灵魂深处、最简单纯净的故事。
在葡萄酒的影响下,我讲了两个故事,盼能借此得到安宁。一位高挑、苍白却又肤色嫩红的书法学,用绿色的眼睛盯着我,聚精会神地听我讲着。
细密画家为了安抚孤寂的灵魂而讲的
两个关于失明与风格的故事
其一
与人们所知的相反,靠着观察一匹真马来画马的方法,并不是法兰克大师的发明,其原始想法来自于伟大的画师——加兹温的杰玛列丁。白羊王朝的大汗乌宗·哈桑征服加兹温之后,年迈的大师杰玛列丁加入胜利君主的书本绘画坊,但他并不满足;相反的,他主动进言,声明想要画下自己亲眼目睹的战争场景,为大汗的《历史增添图饰。这位大师,六十二年来画了各种马匹、骑兵攻击和争战的图画,却从未亲身参与过战争。在大汗的首肯下,他第一次上了战场。不幸的是,他还来不及看见大汗淋漓的马匹冲锋陷阵,就被敌军的炮火炸断了双手,炸瞎了眼。年老的大师,如同所有真正的巨匠,其实早已等待着安拉恩赐的失明降临,也没有把失去双手的悲视为太大的缺憾。虽然某些人坚持一位密画家的记忆位于双手,他却不以为然,主张它们深藏在智慧和内心之中。不仅如此,如今他已失明,宣称自己能看见安拉眼中真正的图画、风景与纯净无瑕的马匹。为了向艺术爱好者分享如此奇景,他找到了一位高挑、脸色白净、皮肤粉嫩、绿眼睛的书法学徒,一笔一笔指示他写下自己在安拉的神圣黑暗中看见的壮丽马匹——就好像他亲自拿笔绘画一样。大师过后,年轻的书法学徒集结这三百零三幅马的记录,每一匹都是从左前腿开始下笔,装订成了三册,分别命名为《马之画》、《马之动》,以及《马之爱》。三本书在白羊王朝的领土上,有一段时间广受欢迎,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新版本及复制本,上面的图画也被插画家、学徒和他们的学生们牢记,并用作练习样本。虽然如此,乌宗·哈桑的白羊王朝灭亡之后,赫拉特风格的绘画席卷了全波斯地区,杰玛列丁和他的手抄本也从此被人们遗忘了。无疑地,这样的后果,多少可以归因于赫拉特的凯默列丁·勒扎。在他的《盲者之马》一书中,强烈批评这三册书,并坚持认为应该把它们全烧了。凯默列丁·勒扎宣称,加兹温的杰玛列丁那三册书中描绘的马,没有一匹算得上是真主眼中的马——因为没有任何一匹是“纯净无瑕的”。由于年老的大师亲眼目睹一场真正的战役,无论时间多短,在那之后他画的马匹,都已不再纯净。因为法蒂赫·苏丹·麦赫梅德把白羊王朝乌宗·哈桑的金银财宝全部掠夺回了伊斯坦布尔,可以想见的是,这三百零三篇故事中的一部分,偶尔或许流落到其他伊斯坦布尔的手抄本里,甚至可以看到有些马匹正是依照其中的指导绘成的,对此不必感到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