啤酒谋杀案/五只小猪
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事,果真如此,你就可以把这些事实告诉小卡拉,让她知道她母亲唯一的过错就是想结束自己的生命,那她就可以安心地结婚了,这些都不是你要我写的东西,我已经详细跟你说过安雅死的前一天所发生的事,现在谈谈悲剧发生当天的情形。
我一夜都没睡好,担心我朋友的不幸转变。我在床上躺了好久,企图设法挽救他的婚姻危机,一直到清晨六点左右,我才沉沉人睡。所以九点半左右才头昏脑胀地醒来,一会儿我仿佛听到楼下的房间有动静,那是我的实验室。
事实上,那些声音可能是猫弄出来的,因为我发现窗框有一点拉起来,大小刚好可以让猫通过。就因为听到有声音,所以才走进实验室看看。
我一穿好衣服就走进实验室,一会儿。我发现架子上装毒芹硷的瓶子没放整齐,就走近一看,瓶里的溶液竟然少了一大半,我吓坏了。瓶子昨天明明是快满的,现在却几乎空了。
我把窗门关好,锁上,走出来,把门锁好。我觉得很不安也很困感,每当我受惊的时候,思想就特别缓慢。
我先是不安,接着很担忧,最后起了戒心。我问过家人,他们全都否认进过实验室。于是我又考虑了一下,最后决定打电话给舍弟,问间他的意见。
菲力浦脑筋比我灵活,他看出这件事很严重,要我立刻过去商量。
我出门的时候碰到威廉小姐,她是来找逃课的学生。我保证没有看到安姬拉,她也没到我家来。
我想威廉小姐大概发现有什么事不对劲,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不过我并不想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我要她到花园里找找看,因为安姬拉很喜欢那儿的一棵苹果树。我自己则赶到岸边,迅速划船到奥得柏利。
舍弟已经在那边等我了。
我们沿着那天你和我一起走的那条小径走向屋子。你知道,经过贝特利园的墙下时,免不了会听到里面的谈话。
由于凯若琳和安雅正在不高兴,所以我没怎么注意他们在说些什么。
我当然没听到凯若琳说任何威胁的话。他们谈论的内容是有关安姬拉的事,我猜大概是凯若琳要求安雅不要送安姬拉到学校去。安雅却很坚持,生气地大声说一切都决定了,他会注意给她收拾行李。
我们快走到贝特利园门口时,园门开了,凯若琳走出来。
她看来很不安,心不在焉地对我笑笑,说他们刚在讨论安姬拉的事。这时,爱莎从小径那边走过来,安雅显然想继续作画,不希望被打扰,于是我们就上去了。
菲力浦事后非常自责,怪我们没有立即采取行动,可是我不同意他的看法。我们没有权利假定有人想要谋杀别人(而且我现在也相信,没有人想要谋杀谁)。我们显然应该采取一些行动,可是我还是觉得最好先仔细商量一下。我们必须采取正确的行动──有一两次我也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弄错。那个瓶子前一天真是满的吗?我不是一个对事情有绝对把握的人。记忆往往会骗人,例如说,你有时候以为某样东西放在某处,后来才发现在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我越试着回想前一天下午瓶子里到底有多少溶液,就越不敢肯定。这可惹怒了菲力浦,他开始对我失去了耐心。
我们一时无法继续谈下去,就约定等吃完午饭再说。(恕我直言,只要我高兴,随时部可以到奥得柏利吃午餐。)后来,安姬拉和凯若琳替我们拿啤酒来,我问安姬拉为什么要逃课,并且告诉她威廉小姐在四处找她,她说她去晒日光浴了,而且她既然就要准备很多新衣服到学校去,又何必花时间补那条可怕的旧裙子呢?
既然没机会再跟菲力浦单独谈,我又急着想一个人好好沉思一下,于是就独自走到通往贝特利园的小径。我指给你看过,贝特利园上面的树丛里有块空地,里面有一张旧椅子。
我就坐在那儿抽烟沉思,偶尔看看爱莎摆姿势给安雅作画。
她在我印象中始终是那天的模样,姿势非常挺直,身上穿着黄衬衫和深蓝色长裤,肩膀上披了件红外衣保暖。
她脸上充满了轻快的神情,生气蓬勃,健康而有活力,并且用愉快的声音畅谈未来的计划。
听起来我好像在窥视他们似的,其实不是这样。爱莎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我,她和安雅都知道我在那边。她还朝我挥挥手,说安雅那天早上真是精力充沛,一点都不让她休息。
她全身痛得要命,都快僵硬了。
安雅吼着说,她还没他那么严重呢,他全身都僵硬了──肌肉风湿。爱莎嘲弄他说:“可怜的老头!”他说她就要接收一个没用的残废了。
你知道,我觉得非常吃惊,他们使得别人那么痛苦,自己却能若无其事地谈论他们的未来,可是我又不能反驳她。她那么年轻,那么有自信,爱得又那么深,而且她并不真的了解自己在做些什么。她不懂得什么是受苦,她只是孩子气地相信,凯若琳一定没事,她很快就会忘了这些。她什么都看不到,只知道要安雅和自己快乐地在一起。他说我的观念太陈腐了。她毫无疑虑,毫无不安──也没有怜悯,可是谁又能期望一个青春绽放的年轻人有同情心呢?只有年纪大、聪明些的人才会有。
当然,他们谈的话并不多,画家作画的时候都不希望跟人聊天,也许每十分钟左右爱莎会说一句话,安雅也随口答一句,有一次她说:“我觉得你对西班牙的看法很对,我们应该先去那里,你一定要带我去看斗牛,我想一定棒透了。不过我希望牛把人杀死,而不是人把牛杀死。我可以体会罗马女人看到男人死的时候有什么感觉。男人算不了什么,动物才真是了不起。”
我觉得她自己就像头野兽一样──年轻、原始,没有人类的悲哀体验和带有怀疑的智慧。我相信爱莎还不懂得“思考”──她只知道“直觉”。但是她非常活跃──比我所认识的任何人都有活力…···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她活跃而有自信──仿佛站在世界的顶端。
午餐铃响了,我起身沿着小径走到贝特利园门口,爱莎和我一起离开。从阴凉的树丛走进耀眼的阳光下,我一时几乎看不见什么,安雅仰靠在椅子上,两手垂着。他正在凝视那幅画,我经常看到他这样,所以怎么可能想到毒药已经发作,让他的四肢开始僵硬了呢?
他很痛恨厌恶疾病,从来不承认自己有任何病,我相信他一定是觉得自己被日照过度,因为症状差不多。可是他绝对不肯开口抱怨。
爱莎说:“他不肯去吃午饭。”
我心里觉得他很聪明,就说:“那就再见吧。”
他把眼光从画上移到我身上,他的眼神包含着一种…
怎么说呢…像是怨恨似的,就那样怨恨地看着我。
当时我当然不懂──因为每当他画得不顺利,就常常似要杀人似的。我以为就是那么回事,他还发了一声似是咕噜似的声音。
爱莎和我都没看出他有什么不对,以为只是艺术家喜怒无常的通性。
于是我们就留下他一个人,她和我有说有笑地走回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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