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害父亲的凶器，是医学院常常丢掉的一种装药物瓶的木箱子。那种箱子没有空隙，非常牢固，我把从医学院偷出来的石膏混上稻草，这是因我以前听说，加了稻草就会变得更牢固。然后在箱子上加上木棍，做成坚固的把手。这支把手虽然很牢靠，但在杀害父亲时，还是弄坏了。

　　要下手的那一刻，真的是很困难的。虽说父亲是一个任性的人，但是从来没有对我不好过。杀人那天的前几天，我告诉父亲，愿意当他的模特儿，但是不能让其他人知道，这是我们两人的秘密。父亲很高兴的同意了，他就是那种孩子气的人。

　　那一天，我在当父亲的模特儿，让父亲作画时，雪也开始下了。雪很大，那是我从没有见过的大雪，现在想起那场大雪，我还会心有余悸。是不是神叫我不能动手杀人，才下这样的大雪，来警惕我呢？

　　我很犹豫，心想：今天就算了吧。又看到父亲在我面前服用安眠药，我更想：那就明天再动手好了。

　　可是，明天也不行呀！父亲已在画布上用炭笔打上线条和基本的轮廓，明天就要勾出我的五官，再不下手，人家就会认出模特儿是谁。而且，明天二十六日是星期三，我答应后母昌子要上芭蕾舞课。这个行动不能延到明天，不能拖了！

　　下定决心，我终于把父亲杀了。并且用剪刀剪他的胡子，别人一定想不透这是为什么，其实我本来是想用刮胡刀的。但是在使用刮胡刀时，父亲的鼻子，嘴巴突然流血了，让我十分害怕，不得不停手。后来我使用剪刀时，虽然我留心不让剪下来的胡碴掉在地上，但还是掉了。

　　然后我走出工作室，利用绳子从旁边的窗户拉上门闩，穿着自己的鞋子，走到栅门。因为怕被别人发现，当时有一种想退回工作室的冲动。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想到一件恐怖的事。能想到这一点，算是我的幸运吧！

　　到了外面的马路，我先试着用脚尖走，再尝试用脚跟踏，果然如我所想，鞋印中间有一点凹陷。如果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的计谋一定很快就会被发现了。

　　这个时候，我手上没有任何东西，便慌忙地尽量抓了满手的雪，再踮着脚尖，走回画室的门口。

　　我把雪装进皮包里，不够，我又在门槛附近，尽量不留痕迹地再拿一些雪，放进皮包。这些雪是用来灭迹的。先抓一把雪放在刚才踮着脚尖的印子上，再用爸爸的鞋子踏上去，踮着脚尖走的印子，就消失了。除去印子完毕，我走到马路，扔掉皮包内剩下的雪，再把爸爸的鞋子放进皮包里。要不是清晨又再度下了一点雪，可能会留下画室旁我掏雪的痕迹。

　　为了怕撞到人，我跑到离家不太远的驹泽森林。因为夜深了，一路上虽然偶尔有车子从我旁边经过，却没有碰到任何人。我很幸运。

　　驹泽有一条极小的河流，我喜欢那里的河边，长满一望无际的杂草，藏身其中的话，很难被发现。假使我想死，一定选择这个地方。

　　我之前便在岸边一处挖好洞，然后用木板和草盖起来。于是，我把自己做的凶器、刮胡刀、爸爸的胡碴等等东西，一起埋进洞里。

　　直到天亮，我都待在森林里，轻举妄动的话，只会为我制造出目击者。除了躲在这里外，我什么地方也不能去。

　　很冷，我觉得自己快被冷死了，无限的后悔与不安浮现脑海。下雪的时候，我考虑着要不要回去，但又怕一走到外面的马路，就会被人看到。

　　父亲是个粗心的人，连叮咛我该早点回母屋，要不然会被锁在门外的话都不会说。我之前已向昌子说会去母亲那里，如果她打电话去问，母亲也会依惯例骗他们吧。

　　我把自己创作的手稿，留在父亲的工作室里。它的内容，如今想起来，真令我感到不安，虽然那是经过仔细思考，才写下的东西，但是我的思考或许也有不周的地方。我也想过：如果我的计画不那么大，或许比较好，或许我只要把他们毒死就好了……

　　然而最让我担忧的，却是：万一警察抓到我时，我该如何面对母亲？她一定会遭受比现在更大的痛苦。我真的宁愿自己死掉，也不愿意看见她痛苦。至于后母，我觉得一下子就让她死了，未免太便宜了她。

　　我一点都不担心笔迹的问题。因为父亲从二十岁开始，几乎就不动笔写字，跟朋友之间更无书信往来，所以应该很难找到父亲写过的字，来和我写的手记做笔迹比较。而且，我曾经在父亲留学欧洲时的素描簿上，看过他写的几个字，觉得跟我的字很像；当时我的心里还想着：我们不愧是父女呀！

　　但是，因为别人很容易看到我写的东西，所以也不能完全用我自己的笔迹，去写那一份手记。于是我找到一封中年男子写的信，并且模仿上面的笔迹……

　　拉拉杂杂想了很多。每次一想起父亲曾经对我好，我就觉得自己罪恶深重。回想起来，在几个女儿当中，父亲最信赖我，最常和我说话，所以我才有本事写了那样的手记。我跟梅迪西的富田女士，似乎是他少数谈得来的人。然而，被他深深信任的我，竟然对他下了毒手。

　　从深夜到黎明的时间，长得超乎我的想像。冬夜实在漫长呀！

　　天色终于泛白，但是新的恐惧又爬上我的心头。万一梅泽家中的其他女儿们，有人在我之前发现父亲受害，那我就无法把鞋子放回去了。工作室里有两双鞋子，这一点后母她们都知道，其中一双不见，并且被发现，我就大大不妙。可是我若是太早回去，又显得奇怪。而且，在送饭去之前去画室的话，会留下脚印。我的心七上八下的。

　　关于鞋子的问题，因为是匆匆忙忙间想到的方法，所以设想得并不周全，才会有这么多的担忧。我愈来愈忧心我把鞋子放回去是好主意吗？鞋子有一点湿，但这不是大问题，因为谁也不敢断言父亲不会在下雪时走出工作室，但是警察看到被我丢在工作室门口的鞋子时，难道不会想到要对照脚印是不最父亲的鞋子？虽然这是一双非常常见的鞋子，万一断定的结果和鞋印是一样的，总是一件麻烦的事。不过，如果鞋子不见了，麻烦会更大吧？

　　想来想去的结果，我还是把鞋子拿回去了。很幸运，并没有断定那个鞋印与父亲的鞋子有关，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早上又下了点雪，鞋印变得不吻合了，或是警察根本没想到要拿父亲的鞋子来对照脚印吗？

　　警察来我家调查父亲的死时，态度非常严厉。我是早有准备的，当然不会被盘问出什么问题。看到其他姊妹哭泣时，我一点也不同情，内心反而有一种痛快的感觉。只是昨天晚上在雪中站立一晚，可能感冒了，觉得非常不舒服，显得有气无力的，看起来反而更像遭遇丧父之痛的女儿。

　　母亲知道命案当时我不在梅泽家，也没有去她那里时，便以为我是巧合因为工作的关系，而留在工作的地方过夜了；为了不让梅泽家的人知道我在工作，所以她便坚称我在她那里。

　　母亲就是这样单纯的人。

　　现在我想谈谈一枝的命案。

　　杀害一枝当天，我是第二次独自去一枝家。前一次是去了解地形，两次之间的间隔时间并不长。间隔的时间如果长了，难免让一枝有机会和昌子闲聊，说起我去她家的事。那就容易被怀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