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最后还是没有结果。艾琳王妃没有表明身份，自称是葛兰伯的朋友前来验明正身，这让安娜相当生气，她跑进自己房间不让对方看到自己的脸，也拒绝和对方对话。再加上艾琳表示，她和尼古拉二世一家见面也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觉得自己并不能胜任确认的工作。

　　之后安娜病倒，被诊断为初期胸骨结核，住进了维斯特医院。一获得外出许可，她就会到在达尔道夫精神疗养院认识的克拉拉-波依泰鲁特家去住，有一阵子两个人感情很不错，但后来也和克拉拉失和，被赶了出去。她重复着住院、出院的生活，每次出院就彷徨在大街上，累了就找公园的长凳睡觉。

　　葛兰伯高级警官接获通报后，找到了跟运煤的贫民一家共同生活的安娜，带她回家静养。之后，他又委托了普鲁士的翠西莉亚前皇太子妃来确认安娜的真假，可是她一见面就一口咬定这不是安娜塔西亚。葛兰伯因此判断安娜是假公主，要她做好离开这个家的准备。

　　不过幸运的是，有一位博爱主义者卡尔-索南夏因博士出面帮助安娜，请求哈里妮特-冯-拉德列夫-卡以勒曼这位从俄罗斯流亡到德国的女性帮忙。

　　哈里妮特马上跟安娜见面，用俄文与她交谈，可是安娜虽然能听懂她的话，却完全不用俄文回答。安娜忘记了数数字的方法，也无法看时钟说出现在的时刻。

　　和罗曼诺夫王朝的皇太后一起逃到哥本哈根宫殿的女儿欧丽嘉公主，也就是安娜塔西亚父亲的妹妹，找到因治疗手肘疾病持续住在圣玛利亚医院的安娜，确认身份。欧丽嘉一开始觉得安娜有可能是安娜塔西亚，寄来了好几张明信片，写着“我绝对不会弃你于不顾”，但最后还是推翻了前言，公开表示，

　　“我一坐到她的床边，就知道眼前这位女性全然是陌生人。安娜塔西亚和我之间有着极为紧密的精神羁绊，不管经过多久，这种羁绊都不可能被切断。”

　　血缘关系如此近的人说出这种结论，使得安娜的主张几乎失去了被人认同的可能性。

　　但是就在这个时期，最大的幸运降临到了安娜的身上。由于派驻柏林丹麦大使赫鲁夫-萨雷的努力，安娜获得了罗曼诺夫家的远亲洛伊希腾贝格公爵格奥尔格的好意协助。公爵住在距离慕尼黑车程一小时左右的泽恩城，安娜于是开始寄住在这座城堡里。

　　这座城对亡命天涯的俄罗斯贵族来说，是个相当棒的地方。一八四零年代转手到洛伊希腾贝格公爵一家手中，将庭园和家饰品相当讲究地改造为俄罗斯风格，从第一次大战前开始，这里就成为旅行当地的俄罗斯贵族们的中继点。

　　因此，安娜相当融入这座城的生活，很喜欢这里，即使之后在美国生活，也始终忘不了这里。她告诉当时的丈夫，晚年想要埋骨在这座城的墓地里，在她死后，丈夫忠实地遵守遗言争取让她在此下葬，却因为公爵一族的强烈反对，使他被卷入了十分棘手的麻烦之中。

　　一九二七年这一年，安娜善变又傲慢的态度，以及经常出面来威胁的陌生人、或者威胁信，让洛伊希腾贝格公爵家的人相当苦恼。安娜逐渐被视为洛伊希腾贝格公爵家的沉重负担，就在这时候，最糟的状况发生了。

　　德国的小报《柏林晚报》上报导，自称安娜塔西亚的安娜-安德森的真实身份，是一名叫做法兰西丝卡-夏兹科斯卡的波兰女工。法兰西丝卡因为精神异常，在一九二二年消失于柏林，有好几位目击者和证人，法兰西丝卡的一位哥哥确认，安娜的确是自己的妹妹。这么一来，安娜被赶出泽恩城只是时间问题了。

　　安娜塔西亚幼时的朋友葛雷普-包特金当时住在纽约，他计划将失意的安娜带到纽约，那时候俄罗斯的逃亡贵族已经在纽约自成一格。葛雷普-包特金的父亲就是和皇帝一家同时被枪杀的主治医师，他当时并不知道皇帝一家和父亲是为了被枪杀而被带到叶卡捷琳堡，还在托博尔斯克（注：原是西伯利亚地区的政经中心，在俄国历史上颇为重要。近代几经战争变迁，现在则是俄罗斯秋明州一个位于两河交会处的城市名称。）街角挥着手目送大家。那时候他的妹妹塔蒂安娜也一起挥着手。他自己由西伯利亚经过日本逃亡到纽约，他相信安娜有可能是公主，于是在一九二八年一月实行了这项逃亡计划。

　　一九二八年二月七日，安娜从纽约港口登陆，迎接她的有心怀善意的人、也有等着扒开她假面具的人们，以及大批数量可观的大众媒体狂潮。现场亮起数量多到夸张的闪光灯，暴力性的人群蜂拥而上，着实让安娜感到畏惧退缩。

　　当时在纽约活跃的俄罗斯作曲家拉赫曼尼诺夫（注：Sergei Vasilievich Rachmaninoff（一八七三～一九四三），俄罗斯知名音乐家。），也是相信安娜可能是公主的人之一，他曾经表示只要安娜开口，他愿意终生给她经济上的援助。安娜很快也爱上这位逃亡俄罗斯人的音乐，尤其是带有俄罗斯风格旋律的杰作，“第二号钢琴协奏曲”是她最喜欢的曲子，终其一生都经常聆听这张唱片。

　　安娜住在纽约的时期，受到密斯-杰宁斯这位富豪的照顾。但是这段时期后来也渐渐带给安娜许多的不愉快，密斯-杰宁斯以照顾安娜生活为条件，不断要求她跟来历不明的人们见面，并且回应大众媒体的好奇。日子一久，安娜-安德森开始出现一些奇怪的行径，有一天，她从笼子里放出两只鹦鹉让它们在房间里飞，自己在下面盯着看了好几个小时。也曾经大声喊叫受不了其他人的同情，希望能有足够的金钱，让自己享有自由。

　　那时候安娜曾经想向警察告发，并从饭店的窗口往路上丢出许多东西，等着警察经过。她也曾经大声狂叫一定要报复，在房间里绕着圈走个不停。

　　还有一天，她走到Ｂ-阿特曼百货公司，站在卖场中央，用几乎响遍世界的音量嘶喊着密斯-杰宁斯的坏话，还一直乱吼着，如果要继续这样生活，不如自杀算了。

　　她还曾经有一次让鹦鹉在房间飞的时候歇斯底里症状发作，不小心踩死鹦鹉。那一刻安娜瞬间陷入震惊状态，晚上无法入眠，一直在房间里哭叫着直到天亮，这种震惊状态持续了好几天。

　　一九三零年七月二十四号，法律上判断安娜为精神异常者，必须住进精神疗养院。安娜因为拒绝住院，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几个强壮的看护破门而入，强行把她带走，让她住进威彻斯特郡（Westchester County）的四风疗养院。

　　这里的住院费也是全额由密斯-杰宁斯支付，但是最后的结论还是觉得安娜最好回到欧洲。这次安娜被强制性地安排登上德国船，遣送回德国。

　　一到达德国，安娜就被送进位于汉诺威郊外的依鲁腾精神疗养院。经过一段漫长且不愉快的住院生活，一九三二年时安娜在一位德国律师的努力奔走下得以离开医院。安娜之后回到了柏林，接受汉诺威报业巨头马萨克夫妇的资助，住在市内的公寓。可是一九三四年左右起，安娜再次出现神经衰弱的症状。

　　当时在德国希特勒的纳粹势力逐渐抬头，有一天安娜接到纳粹的通知，要求她和波兰女工法兰西丝卡-夏兹科斯卡的家属见面。安娜一开始很坚决地拒绝这项要求，但是终于敌不过再三的要求，开出如果可以和葛雷普-包特金一起就愿意见面的条件。在纳粹要求之下，葛雷普-包特金从纽约来到柏林，安娜不情不愿地和他一起到警察局去，和夏兹科斯卡一家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