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但我对他的体貌特征太熟悉了。这个人一进入视线范围，我就听不到其它声音，眼里心里只有这一个目标，周身的血好像都停住了。我在桥口等他，那会儿来不及掩饰，他的观察力很强，他不光看到我，而且认出我了。

　　“我和他目光交错的时间很短，他连转身跑的余地都没有。那天很热，室外人很少，他直接从桥跳到河堤上，斜着滑到河边那条小道。我立刻去追，把他撵进天义路。这几年修地铁好几个地方不通，我对那附近很熟，本想把他逼到死路，但是刚进兴义巷就追上他了。

　　“我没带手铐，想控制他只能把他按住。当时是瞄着他后腰起的脚，可他突然转身——我想他身上应该带着刀，被追疲了打算搏一搏——那一脚正踹他胸口上。我扑过去按住他一只手，他另一只手就来卡我喉咙，脖子上的伤就是那时留下的。他才175，扭打我不占优势，我打算把他击晕，就拽着他的双肩往上一提，想用他后脑撞墙。

　　“他明白我的意图，就用头撞我眼睛和鼻梁。他挡住了我的视线，我当时开始缺氧，他撞过来，我想把他推开再给他一拳。我忙着呼吸，缓了一两秒，正要落拳时他就不动了。我才发现后面有一个废弃的衣架勾。”

　　聂诚深吸口气，继续说：“我很清楚他是郭英案的凶手之一。他就在我眼前死了，或者说我杀了他。我觉得很恶心，从心理厌恶到生理厌恶都有。我还没回过神，他的手机响了，我接听了，对方说‘喂，你他妈在哪了，晚上还去不去’。我没有说话，对方也没再说，他安静了两秒钟就挂了。我觉得他察觉到了不对劲。如果他发现出了事，绝对不会一个人来，我不能被他们找到。我回家简单换洗一下，然后直接去了医院。之后的事，我想你们都清楚了。”

　　审讯他的是吴泽和祖星辉，一个不动声色地盯着他，一个埋头记笔录。

　　聂诚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不用发问，自己先把知道的都说了。

　　“7月12日中午你在家吃的什么？”吴泽看似漫不经心地开始考察细节。

　　“凉面。”聂诚说。

　　“下午看的什么电影？”

　　“《普通人》。”

　　“哪个国家的？”

　　“美国，1980年上映。”

　　“晚上原本打算去哪吃？”

　　“独一处，就在河边。”

　　祖星辉写完，吴泽拿过来溜了一眼突然发问：“你说在兴义巷想控制他，如果控制住了呢？”

　　“报警，从海东区警局离兴义巷只要十分钟。”聂诚说。

　　“那他死了之后你为什么没报警？”吴泽问。

　　聂诚沉默了会儿，说：“我是应该报警。我失去了理智。”

　　“你曾经是刑警，现在是特警，会因为有人死了就失去理智？”吴泽问。

　　有些话他就算知道答案也要问，这些必须体现在笔录中。

　　“不是因为死亡，因为他是郭英案的凶手。”聂诚说。

　　他握紧了拳，手腕因用力而发抖，手铐碰动的声音在死寂的空气里作响。

　　“你和两年前的郭英案有什么关系？”吴泽问。

　　“我是被害人郭英的哥哥，也是被害人之一，”聂诚说，“那些人抓郭英是为了报复我。案发不久前，扫黄组抓了一个嫖客，没想到是个毒品贩子。刑侦科就从这个人顺藤摸瓜，挑了本市一条毒品流通线。当时叫417大案，影响很大。靠毒品吃饭的人被堵了财路，他们想报复，抓了郭英，然后让人给我送信，直接把我带到开发区。他们吊着我，在我面前，奸杀了她。”聂诚语气平静，但越说越慢，脸色惨白。

　　吴泽见他状态不好，想再回到本案，到时就把郭英案的资料一同提交检察院得了，但是这时耳麦中传来了姜准的声音。他不由自主看向单面镜，猜不透这位副队在想什么，却依旧按照他说的问道：“档案里说案发后一个月，你曾经碰到过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并且打算击杀，有这事吗？”

　　残酷触骨的伤口被一层层揭开，吴泽的问题挑破了积藏已久的脓包。

　　第5章 chapter 5

　　“有。”聂诚说。

　　“是这个人吗？”

　　“不是。”

　　“你曾经对这些人动过杀念？”吴泽问着，自己都皱起了眉。

　　聂诚沉默了，良久才说：“我不知道。”

　　当时他向队里请了一个月假，单枪匹马追踪那些人。他们大部分都已经逃去外地避风头，但也有一两个胆大的喜欢在刀尖上溜达，留在本市兴风作浪。那两人也不傻，自己不再出面，在背后安排接手零散的盘子。

　　聂诚纯靠体力耗，一个地儿一个地儿蹲点。姜准经常来帮他，也是看着他别出事。

　　有次他运气好，捡了把他们的□□。他没及时上交，揣在怀里等待时机，转天就看到了正主。

　　那天姜准也在，对方一出现，他就感觉聂诚整个人都变了。他们是高中同学，大学又分到了一个宿舍，同时进的分局一直生死并肩，彼此不知救过对方多少条命。姜准从没见过一心只想杀人的聂诚，他那双眼睛就没有过黑色。

　　通缉犯一露面就被击毙的事在法治国家还没有发生过，除非对方想接替他成为下一个通缉犯。至少也要等他正在实施犯罪的时候才能动枪。

　　姜准发现他状态不对，立刻握住枪管，用拇指堵住枪口，另一只手捏着他的肩膀低声说：“冷静，不能开枪！”

　　冷静是聂诚最宝贵的品质之一，然而控制不了记忆中的悲伤、疼痛和恐惧在脑中一一闪现。

　　他曾经哀求过：恳请他们放过郭英，她只是一个高中生，她什么都不知道，与整件事情无关，折磨我吧，怎么折磨都行，杀了我也可以，求求你们。他声嘶力竭地哀求，在空中挣扎，而回应他的只有嘎嘎大笑。

　　人的恶，比魔鬼更黑暗。

　　他不想成为他们，他其实不想杀人。

　　他冷静地关闭保险栓，回过神来发觉三九天里衣服已经被冷汗沁透。

　　他和姜准谨慎离开立刻报警，等警车赶到时通缉犯早就不见踪影，只留下一群虾兵蟹将。

　　之后再没人在本市看到那些人的踪迹，聂诚也在半年后离开了刑侦队。

　　领导、邵队和姜准都恳切地说他做得是对，只有法律才能判一个人有罪。聂诚深以为然，但在感情上丝毫没有放过自己。

　　他偶尔会想，杀了郭英的凶手就在眼前，他竟然无动于衷，他至少可以夺走通缉犯的行动能力。难道他是怕影响自己的前途吗？极端的自我否定也不能折抵他的内疚，他根本开不了枪。

　　姜准很清楚，从来没后悔过去阻止他，他知道没有他聂诚也不会做杀人的选择。与其让他更加自责，姜准宁愿帮他做出选择，他宁愿他恨他。

　　如此清晰的事情，现在聂诚说不知道。

　　“当时姜准及时提醒了我，然后我选择了报警。如果他没在，我不知道事情会发展成什么样。后来人没抓到，姜准很歉疚，我知道他是对的。在国家法纪面前，他做得很好，在私人感情面前，他也做得很好。他帮我下了一个难做的决定，我很感谢他。”聂诚平静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