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是，这四人的子女也如父辈一样恰巧在同一所大学读书。而且据我所知，董琦和崔光筱的成绩很好，完全可以考取外地更好的名牌大学，不过却在父母的要求下留在朱洗和刘佳明的学校读书，现在三人都出了事，只剩下刘佳明了。

　　当我和苏洛来到刘家后，得到的消息却是刘佳明在一个星期前离家出走了。也就是朱洗出事的那个夜晚，刘佳明拿了家里的五千元钱，不告而别。现在刘家也是一片大乱。我向刘氏夫妇表明身份，告诉他们我可以帮他们寻找儿子，但是前提是我必须知道这几个月刘佳明的特殊变化。

　　刘裕犹豫了一会儿，倒是刘佳明的母亲一边抹着泪一边说起来。

　　“他的确有些反常，经常将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来，我上次进去想看看他，却发现他在房间里喷满了香水，你知道香水是要稀薄点才好，过浓反而很让人难受。他倒好，还说不够不够，一直说家里很难闻，有时候吃饭的时候如神经质一般，每个盘子都要放在鼻子前闻好久，我都不敢带他出去吃饭了。他上次硬要说人家外面自助餐的牛肉是死人肉，说什么一股子腐臭味，弄得别人要告我们，结果赔了钱才了事。”刘佳明的母亲说得有些混乱，这让刘裕有些恼怒，用力拉了一下妻子的手臂，这才让她清醒过来。

　　“我妻子有些着急，所以说话有点语无伦次，这段时间佳明是很奇怪，从小我就带他去我的实验室，教他如何辨别香水，制作香水，所以他的鼻子很敏感，比普通人要强得多，但是不明白为何最近如此反常，对气味的刺激很难以忍受。他经常好几天泡在实验室，说只有靠着香水才能让他好受些，直到元宵节那天，他似乎平静了一些，可是第二天发现他不见了，只留下一张纸条。”刘裕一边说，一边把纸条递给我。

　　“我来不及和你们告别了，我知道朱洗已经最先崩溃了，接下来马上轮到我了，我不想你们看到那种画面，所以我先离开。如果一切可以安全结束，我会回来的。”

　　除了钱，刘佳明没有带走任何东西，如果刘佳明坐的是火车或者长途汽车，恐怕根本查不到他的出行记录。结果也如我所料，刘裕在几天前就去火车站、汽车站拿着照片加派人手调查过，但是那里人流量过大，根本毫无线索，飞机场的出入名单里也没有刘佳明。

　　“刘佳明离家时有没有携带任何其他的东西?或许可以推测到他大致的离去方向。”我问正在屋子里烦躁乱走的刘裕。

　　刘裕停住了，低头想了会儿，忽然一拍脑门连声说：”不知道那个还在不在。”接着便跑到里面的卧室里。不一会儿他跑了出来。

　　“不见了，我为他专门制作的香水不见了。”

　　“专门制作的?”我问道。

　　“嗯，那是我特意做的，一种给了他，一种给了我妻子，这两种香水从来没有上市过，甚至没有公开露面，是去年才刚刚研制的，香水的味道很浓郁很特别，这孩子很喜欢那味道。”刘裕说完又有些伤感。

　　“那太好了，你还有那种香水么?这样我们可以通过气味判断刘裕的行动方向，或许能有所收获。”希望我的思路可以行得通。

　　当然，现在我需要一条嗅觉灵敏的警犬，不过这对刘裕来说根本不是问题。刘裕从武警支队的警犬基地借来几条，在火车站和汽车站搜寻。旁人很奇怪，不知道的还以为在搜捕通缉犯什么的，大多数人都下意识地闪出一条道来。

　　在一个售票台前，警犬开始吠叫，售票台是刘佳明停留最长的地方，所以气味驻留最久，当然也就最浓。

　　我们找到上个礼拜上班的售票员，一位三十多岁，看上去颇为泼辣的女人。我们拿出刘佳明的照片给她看，希望她可以回忆起是否见过刘佳明，并且记得他买了去哪里的火车票。

　　“这个家伙啊，化成灰我也认识。”她斜眼望了望照片，皱着眉头气冲冲地抢过来，伸出细长如笔的食指戳着照片上刘佳明的脑袋说。

　　“可以记起来他买了去哪儿的车票么?”我赔笑道。

　　“记得，他好像得了感冒一样，不停地拿手擦鼻子，声音带着很重的鼻音，老半天都听不清楚，后面的人都生气了，我也烦死了，你知道我一天要卖多少张车票，和多少人说话啊，于是就催他，谁知道他居然生气了，瓮声瓮气地说我没素质，纠缠了好久，他拿了张去福州的火车票。你们是不是抓他的啊?他是不是逃犯啊?我看那小子一脸坏相，又东张西望，八成是要坐火车逃跑，您要抓着了一定好好地帮我骂他，哦不，揍他几拳也可以。”她的舌头仿佛来电振动的手机，响个不停，我只好匆匆应付了几句，逃似的离开了火车站售票处。

　　福州?虽然不知道刘佳明为何去那儿，但是我觉得绝对和六根岛有关，在朱洗等四人近三个月的旅行地点名单上，就有福州，因为不是什么非常特别的地方，所以我就忽略了。

　　刘裕知道儿子去了福州，便急着要过去，我无法阻止，而且他去总要好过我去，因为我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弄清楚，现在如果草率地去追刘佳明恐怕得不偿失，于是我和他约定保持联系，等过几天我再去福州帮他找儿子。

　　临走前，刘裕叹着气抹了抹眼睛，这个香水界的传奇人物从白手起家到独立创业，既做开发又做销售，此时他手指上未干的泪渍告诉我，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父亲而已。

　　可是仅此而已么?事后我告诉自己过于天真了，刘裕的泪水并不光是为儿子而流，他在那时候已经预感到了什么，那泪水更多的是悔恨与恐惧，由于我把这事考虑得过于简单，而没有注意到刘裕在听到儿子去福州时那一刹那的惊愕，让以后的事情变得异常棘手。

　　送别了刘裕，我和苏洛接到了我那位声波分析专家朋友的电话。

　　“你送来的是什么鬼东西?所有在场的人都产生了幻觉，我这里的工作室差点让你毁了，你赶快过来一趟，我有东西给你看。”这个愤怒的高中同学依旧不改固执的性格，当年他纠缠着物理老师三个小时只为了询问一个音波问题。这家伙虽然生气，但是从他的声音里我还是听出了他对古怪事物的兴趣和有了重大发现的惊喜。

　　许久不曾联系，我几乎忘记他的名字了，只记得他姓金。金的工作室在城市东边的高新开发园，可惜在高新干的人未必就拿高薪，金也不例外，不过这家伙从来不为金钱担心，与我不同，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理想主义者。金经常抱怨我爱钱胜过自己，我则笑着说因为他姓金我才和他交朋友。金为一家医学院做声音对治疗方面的积极作用，据说他利用海豚甚至改善了一些患自闭症孩子的人生。而且他那里也有著名的医务人员，包括优秀的神经学家。

　　“好大的游泳池!”进了大门，苏洛吃惊地望着六层楼高的灰白色实验楼旁边的巨大的椭圆形水池，我估计那是他饲养海豚的地方。通报一阵后，金亲自下楼来给我开门，他并非是客气，按照我一贯的了解，他只是非常着急想告诉我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