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胸中翻腾起一种熟悉的感觉，那种压迫感，极度想哭的冲动。深呼吸，薇薇。深呼吸。

　　“马尔代夫?”马特说道，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丝微笑。他总能这样，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想办法逗我笑。我瞥了一眼桌角上我们的合照，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张婚礼照片。已经过去快十年了。那时我们两个都那么开心，那么年轻。我们一直商量着结婚十周年纪念日要去个有异域风情的地方。显然，现在已经不可能了。虽然梦想一番还是很有趣的，但它既有趣又令人沮丧。

　　“博拉博拉岛(1)。”我说。

　　“我可以凑合一下。”他犹豫了一下，在这当口我又听到了凯莱布的声音。又是一些元音，啊——啊——啊。我默默地计算着蔡斯发出辅音声的时间。我知道不应该这样——医生都说我不应该——但我还是忍不住。

　　“博拉博拉岛?”我背后传来一个声音，刻意透出不可置信的语气。我一手挡住电话话筒，转过头。原来说话的是奥马尔，我在联邦调查局的联络人，此时他一脸愉快的表情。“这就很难解释了，中情局也难。”他咧嘴一笑，极具感染力，我脸上也不禁露出笑容。

　　“你在这里做什么?”我说，手还捂着话筒。我能听到凯莱布又咿呀起来。这一次发的“O”音。哦——哦——哦。

　　“和彼得有个会。”他又走近了一步，坐到我的桌沿上。透过衬衫，我能看到他臀部挂着的枪套的形状。“不知道是不是刻意安排在这个时间。”他瞥了一眼我的电脑屏幕，略微严肃了一点儿。“就是今天，对吧?上午十点?”

　　我看了看屏幕，一片黑，光标还是计时器的形状。“是今天。”我耳边的咿呀声已经消失了。我轻轻地推了推椅子，转回身，躲开奥马尔，把手从话筒上挪开。“亲爱的，我得挂了。奥马尔来了。”

　　“向他问好。”马特说。

　　“好的。”

　　“爱你。”

　　“我也爱你。”我放下电话，又转向奥马尔，他还坐在我的桌子上，穿着牛仔裤的双腿伸出去，交叉着双脚。“马特问你好。”我对他说。

　　“啊，这么说来他就是博拉博拉岛的线人了。准备度假?”他又露出了满满的笑脸。

　　“理论上是吧。”我无奈地笑了笑。心中凄然，突然脸也红了。

　　他又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终于低下头看腕表了。谢天谢地。“好吧，已经十点十分了。”他换了个方向叉起了脚。而后身子前倾，脸色明显兴奋了起来。“你发现了什么?”

　　奥马尔做这一行比我时间长。至少有十年。他是真的在寻找潜伏在美国的间谍，而我则负责寻找那些管理潜伏间谍的人。我们都收效甚微。我很好奇他为什么一直能保持如此的热情。

　　“暂时什么都没有发现。我还没来得及看呢。”我冲着屏幕扬了扬头，程序还在加载，又瞥了一眼工位隔间墙上钉着的一张黑白照片，孩子的画作在它旁边。那是尤里·雅科夫——肥胖的脸，凶狠的表情。再点击几次鼠标，我就能黑进他的电脑了，就能看到他看到的一切，掌握他的动态，研究他的文件。如果运气好，就能证明他是俄罗斯间谍。

　　“说吧，你到底是谁，你把我的朋友薇薇安怎么着了?”奥马尔笑着问我。

　　他说得没错。要不是在星巴克排队买咖啡，我在十点整就会登录上程序，而且至少已经浏览了几分钟。我耸了耸肩，指了指屏幕。“我正在努力。”之后我又点头指了指电话。“但是不管怎样，都得等等了。埃拉生病了，我得去接她。”

　　他夸张地呼了一口气。“孩子。总是最会找时候。”

　　电脑屏幕上的变化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滑动椅子靠近了些。“雅典娜”终于加载好了。满屏都是红旗和长串的字符，每一个都象征不同的控件和不同的隔层。文本字符越长，情报就越机密。这次这个相当长。

　　我点击翻过一屏，又翻过一屏。每一次点击就是一次确认。是的，我知道自己在访问机密隔离情报。是的，我知道自己不能披露这些信息，否则就要遭受长久的牢狱之灾。好，好，好。赶紧把情报给我吧。

　　“就在这里了。”奥马尔说。我记得他在旁边，我用眼角余光扫了他一眼。他有意看向别处，躲开屏幕，不看我的隐私。“我能感觉到。”

　　“希望吧。”我嘟哝着。我确实是这样希望的，但是内心很紧张。这种方法是一场赌博。一场豪赌。我建立了一个间谍管理者档案：受教育机构、专业和学历、银行信息以及在俄罗斯国内外的旅行记录。根据这些总结出一种算法，找出五个最接近这种模型的个体，即潜在的嫌疑人。

　　结果前四个都是错的，现在这个程序已成砧板上的鱼肉了。一切都押在尤里身上。他的电脑，五号，是最难潜入的，也是我认为最有机会的一个。

　　“即使不是，”奥马尔说，“你所做的也是谁都没做过的。你接近真相了。”

　　将潜伏间谍管理者作为目标是一种新做法。多年来，中情局一直试图直接搜寻潜伏间谍，但是这些间谍潜伏得很好，几乎不可能找到。这个组织的设计就是要避免潜伏间谍与其管理者之外的人联络，即便是与管理者的联络也极少。中情局一直将关注点放在间谍首脑身上，他们负责监管间谍管理者，他们身在莫斯科，直接与俄罗斯情报部门对外情报局对接。

　　“光接近是没用的。”我轻声说，“这你比谁都清楚。”

　　大概在我启动这个项目的时候，奥马尔还是个很有干劲儿的新探员。他提出一项新倡议，邀请盘踞已久的潜伏间谍“摆脱孤苦的境况”来自首，换取赦免的机会。他的理由呢?至少会有一些潜伏间谍希望将做掩护的身份变成现实，这样我们就有可能从被策反的潜伏间谍那里了解足够多的情报，进而渗透整个情报网。

　　这项计划在暗中展开，不到一周就有一个叫德米特雷的男人不期而至。他说自己是中层间谍管理者，并提供了一些关于组织的情报，这恰好印证了我们已经了解的信息——像他这样的间谍管理者每人负责管理五名潜伏间谍;每个首脑手下有五名间谍管理者，他归一名间谍首脑领导。这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组织。这一点当然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之后他又给了一些惊人的情报——与我们已知的信息大相径庭——然后人就消失了。这之后我们将他称作双面间谍德米特雷。

　　这个项目自此结束。要公开承认美国本土有潜伏间谍，而我们却找不出他们，单这一点联邦调查局领导就不爱听。鉴于上述原因，又考虑到存在俄罗斯人故意为之的可能——摇摆不定的双面间谍提供误导情报——奥马尔的计划遭到全方位的批判，之后就被否决了。他们说：“我们要被各种德米特雷淹没了。”这件事过后，奥马尔原本前途无量的事业就止步不前了。他只能默默无闻地埋头苦干，一天又一天地做着一项吃力不讨好、令人挫败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