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报道。”

　　“我懂!眼下找记者整个报道，比广告还灵。这可不是扯犊子!就你那报道，人们看了以后，打官司都得来找你。这不，我就找你来了，因为我觉着我兄弟又有指望了。你是美国律师……”

　　“中国律师!”

　　“反正你在美国干过律师，这不假吧?”

　　“不假。”

　　“你吓我一跳，我差点儿以为你那广告也是假的呢!”

　　“有区别么?”

　　“那差老鼻子啦!我看过电影，美国律师都蝎虎着哪!甭管啥事儿，只要到他们手里，全能办成。你想想看，连美国总统都是律师!”

　　“中国不一样……”

　　“这我知道，所以我说你这名字起挺好!”

　　“我爸起的。”

　　“那是他老人家圣明!那啥，洪钧就是‘红军’呗!你想想看，红军才几万人，就能打败国民党那几百万军队，老厉害啦!得，不跟你扯。我来找你，还因为我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新闻，说美国芝加哥有一帮律师专门为强奸案的被告平反，还整了个挺新鲜的名字，叫啥‘无辜者计划’。我跟你说，为了能记住这个词儿，我费老劲了!还有，那帮律师用了一种新技术，名字也挺新鲜，叫啥来着?哎呀，这词儿我没能记住。”

　　“DNA指纹技术。”

　　“对，就是这词儿。我猜你也一准知道。就这技术吧，说是能查出人血里的指纹。你说奇怪不，人血里咋还能有指纹呢?”

　　“不是说人血里有指纹，而是说运用DNA检验技术可以对人体的血液、精液、毛发等进行同一认定，就跟指纹同一认定一样准确。”

　　“甭管咋说吧，反正很科学。我知道，你就是从芝加哥回国的律师，所以我寻思着，你也能用这种技术帮我兄弟平反。”

　　“运用DNA指纹技术，首先得有检材，比方说，血痕、精斑、等等。”

　　“这没问题，咱这案子里都有。”

　　“不过，这10年前的旧案，要想推翻原判，那难度是很大的。”

　　“所以我才来找你洪大律师。那一般的小案子，我能来麻烦你嘛!得，说了归齐，我觉着我兄弟这案子，只有你能翻。”

　　“到黑龙江去办案，恐怕不太方便……”洪钧用右手依次按动左手的指关节，发出“啪啪”的声响。这是他要做出决定时的习惯动作。

　　“洪大律师，你是说费用?这没问题。说句时髦的话——我现在穷得就剩钱了。”说着，郑建中从随身带的包里掏出两叠人民币，放在茶几上，“这是两万，你先拿着用。不够告诉我，我再给你送来。事成之后，报酬十万。你看成不?”

　　“关于收费问题，我们有标准。”

　　“那就都按你的标准，你说咋办就咋办。”

　　“您有案件材料吗，比方说，判决书的复印件?”

　　“有。不仅有判决书，我还找人整了一份文字材料。我跟你说，我绝对是有备而来。”郑建中从皮包里拿出一沓文字材料，递给洪钧。

　　洪钧很快地浏览了一遍那份相当简短的刑事判决书，又翻了翻那份案情说明材料，然后往沙发背上一靠，说：“我可以接受您的委托，但是你弟弟的案子究竟能否启动再审，有没有推翻原判的可能性，那得等我调查之后才能做出判断。换句话说，我现在不能给您任何承诺。您明白吗?”

　　“这我能明白。洪大律师，只要你答应给办，就中!”

　　“那好，就请您再谈谈案件的具体情况，特别是你弟弟和被害人的关系。”

　　郑建中沉思片刻，然后给这位不同寻常的律师讲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

　　第二章 扑朔迷离的旧案

　　郑建中的家在离滨北县城约四五十里远的滨北农场二分场。“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个农场曾改名为生产建设兵团，也来过不少大城市的知识青年。后来，建设兵团又叫了农场，知识青年也都返城了。名字改来改去，人也走来走去，可这黑油油的土地还是老样子。

　　郑建中16岁那年，父母相继因患克山病去世。父亲临终前对他说，你兄弟身子弱，性子也弱，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他。于是，郑建中放弃上学，到场里干活，养活年仅10岁的弟弟。弟弟也很懂事，除了上学读书，就干家务。虽然兄弟二人的生活很艰苦，但是很和睦。

　　郑建国身材瘦小，有时会受人欺侮。有一次，建国和几个小伙伴到食堂的瓜地偷香瓜，被看瓜的小伙子抓住了。那小子把别人都放了，唯独把建国打了一顿。那天晚上，建中听了弟弟的哭诉之后，什么也没说。第二天一早，他拎着一根镐棒就出了门。在路上，他截住那个小子，一镐棒就把人家腿骨打折了。为这事，他还去场部蹲了几天班房。当地的老人都说，这小子手黑，要是在解放前，一准上山当了胡子。为此，他得了个外号“大镐棒”。

　　郑建国18岁那年也上了班，被安排到机务排，学开自动康拜因。对此，大镐棒是相当得意。他自己在场里几乎什么活都干过。地里和场院的活不说，他还喂过猪，放过羊，赶过马车，打过石头，盖过房，可就是没上过机务排。据说，为了能让弟弟上机务，他还给机务排长送了一瓶“二龙山”呢!

　　郑建国身材不高，但比例匀称;相貌不美，但五官端正;性格内向，但很聪明。他爱看书，有时还爱写几句诗，但是透着土气，便得了个雅号“土诗人”。他有一首堪称代表作而且在农场流传甚广的情诗——

　　哥在地这头，

　　妹在地那头;

　　两根锄杠搂不住，

　　情思一垄沟。

　　郑家那排房子的西头住着一个人叫李青山。妻子去世早，他一人拉扯三个女儿，所以脸上过早地爬满了皱纹。知识青年刚来农场的时候，他也就三十出头，可知青们都叫他“老大爷”。他手上的皮肤又黑又糙，还有大骨节病，让人看了很容易联想到鸡爪子的形象。他不善言辞，因此也不爱说话。他胆子很小，从不干得罪人的事，但也不愿意轻易帮助别人。

　　有人说，李青山对他养的小猪比对他的闺女还要好。那年头，青霉素和链霉素是很难弄到的药。他托人买了几支，锁在箱子里。孩子得了肺炎，他舍不得拿出来用;但小猪病了，他立马就开箱子。其实，他也不是不心疼孩子，只不过觉得孩子得病死不了，而小猪得病不赶紧用药就可能死。死一口小猪就是几十块钱啊!另外，李青山还有一个“臭鸡蛋”的外号。

　　虽然李青山家喂着一二十只母鸡，但家里从不吃鸡蛋，都拿去换钱。孩子们小的时候，看见别人家孩子吃鸡蛋，回家也要吃。他想出一个主意——把鸡蛋放臭之后煮给孩子吃，孩子们都说不好吃;他又炒给孩子吃，她们仍说不好吃。他对孩子们说，鸡蛋是从鸡屁股里拉出来的，所以都是这个味。从那以后，女儿们看见鸡蛋就恶心，坚决不吃，而他则得了这么个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