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点点头，想看穿他的眼睛，而不是假装看懂。“他和他妹妹一起抢劫，他妹妹叫戴安娜。他们打扮得像乡下的人，劫了几家小镇的银行和国有银行。这就是为什么他被称为农夫圣人。他妹妹也有一个江湖称号。”

　　“我当然想给那俩人戴上手铐。”警长坚定地说。

　　“那你他妈的怎么没给他俩铐上?”我问他。

　　他没有勃然大怒，但他的嘴大张着，大得我都担心他的下颚会掉在膝盖上，他的眼睛像剥壳的鸡蛋一样突出，嘴角肥肉褶子里还淌着唾液。他用力闭上嘴，像蒸汽铲作业一般费力。

　　这次行动很关键，如果称得上是一次行动的话。

　　“再说一遍。”他低声说。

　　我把带来的一份折叠报纸打开，指着一个专栏说。

　　“看看这起夏普医生被杀案，你们当地的报纸没有如实报道。上面说不知什么人按响了门铃，男孩便跑出去，发现空房子里有一具尸体。这也太弄虚作假了吧。我就在案发现场，农夫圣人和他妹妹也在那里，你们的警察也在案发现场。”

　　“奸细!”他突然喊道，“局里有奸细。”他脸色如砷粘蝇纸一样苍白，颤抖着手，又倒了两杯酒。

　　这下该我剥豆蔻籽了。

　　他一口都没喝，把酒放下，猛地拿起办公桌上的红褐色电话盒。我听到加尔布雷斯的名字，然后走过去把门打开。

　　我们没有等很长时间，但时间足够让警长多喝两杯。他的脸色稍微恢复了点。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用警棍袭击了我的大块头警员蹭进来，面红耳赤，牙齿咬着斗牛犬烟斗，双手插在口袋里。他用肩抵上门，散漫地靠着它。

　　我说：“你好，警官。”

　　他看着我，像是要揍我的脸，只是现在不是时候。

　　“徽章!”胖警长喊道，“徽章!放桌上，你被解雇了!”

　　加尔布雷斯慢慢走到桌旁，一只手肘搁在桌上，把脸凑近警长，他的鼻子离警长只有一英尺左右。“为什么解雇我?”他沙哑地问。

　　“农夫圣人在你手里，你却让他走掉，”警长喊道，“就你和邓肯那蠢材做出这种事来。还让他拿猎枪指着肚子跑了。你不用干了，被解雇了。你和那罐头里的牡蛎差不多，死路一条，你别指望能找到其他工作。徽章，给我!”

　　“谁他妈是农夫圣人?”加尔布雷斯问道，朝警长脸上吐了口烟，他想不起来了。

　　“他并不知情，”警长对我抱怨道，“他不知道。这就是我要处理的事情”。

　　“你什么意思，处理什么?”加尔布雷斯散漫地问。

　　仿佛被一只蜜蜂蜇了鼻头似的，胖警长一跃而起，他握紧肉肉的拳头，向加尔布雷斯下巴挥了一拳，力道似乎不小，打得加尔布雷斯的头甩开半英寸左右。

　　“别这样，”他说，“我这么拼命努力，然后呢，有什么好下场?”他看看我，又看看富尔威德。“我应该告诉他吗?”

　　富尔威德看着我，想着这场戏该怎么收尾。我张大嘴巴，一脸茫然，就像一个农村的男孩在上拉丁课。

　　“是啊，告诉他。”他咆哮着，来回摇着手指。

　　加尔布雷斯伸出一条粗腿搭在桌角上，磕出了烟斗里的烟灰，伸手拿威士忌，用警长的杯子给自己倒了杯酒。他擦了擦嘴唇，咧嘴一笑。他的牙齿实在太难看，牙医看到会伸进双手忙着给他整整的。

　　他平静地说：“当我和邓肯赶到事故地点时，你躺在地板上，失去了知觉。那个高高瘦瘦的家伙站在你那，手上拿着警棍。那婆娘在一个靠窗的座位，她周围有许多报纸。屋后突然传来狗的嚎叫声，这时瘦高个就开始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我们便看着他，谁知这时那婆娘从报纸里抽出一支12口径的短筒散弹枪瞄准我们。嗯，除了乖乖听话，我们能做什么?”

　　“她不会失手，而我们却有可能。另外那个家伙就从他的裤子里掏出更多的枪，还将我俩扭在一起，塞进壁橱里，连绳索都没用我们就乖乖就范，因为壁橱氯仿很浓。过了一会儿，我们听到他们各开着一辆车离开了。我们松绑后那具尸体还在那，所以我们对媒体乱诌了点说我们还没有得到新的线索。要是给你绑上你试试?”

　　“说得倒是像那么回事儿，”我告诉他，“我记得那女人自己给警察打电话的，但我可能搞错了，其他情节与我被警棍打倒在地不省人事是吻合的。”

　　加尔布雷斯白了我一眼。警长看着他的拇指。

　　“我醒来的时候，”我说，“发现自己在29路一家私人医院接受麻醉剂和烈酒的治愈。医院是一个叫松德斯特兰德医生开设的。我在那跳来窜去，就像是洛克菲勒捐献的一角硬币，想要自己旋转。”

　　“那个叫松德斯特兰德的医生，”加尔布雷斯沉闷地说，“——那家伙就是我们裤里的一只跳蚤，早就看他不顺了。警长，我们要当面去和他对质吗?”

　　“显然是那农夫圣人将卡尔马迪扔到那医院的，”富尔威德郑重其事地说，“所以有必要去会会他。要去，带上卡尔马迪，你想去吗?”

　　“当然。”我痛快地说。

　　加尔布雷斯看着威士忌酒瓶，小心翼翼地说：“农夫圣人和他妹妹响名在外，我们要是将他们逮住，该怎么分奖赏?”

　　“都给你，”我说，“我直接拿工资和津贴。”

　　加尔布雷斯又咧嘴而笑。他摇摆不定地走着，呲着嘴，倒也十分和蔼可亲。

　　“好的，你的车在我们楼下的车库，因为一些日本人看到你的车后给我们打了电话。我们就开你的车去吧，就你和我。”

　　“加尔，应该要多叫几个帮手吧。”警长疑惑地说。

　　“不，我和他就够了。他命大着呢，要不还能到处晃嘛。”

　　“嗯，好吧，”警长爽快地说，“我们来喝一杯吧。”

　　但他还是心慌意乱。他忘记了豆蔻子。

　　这天风景宜人，前窗下开着茶香月季和秋海棠，美不胜收，三色紫罗兰在一株金合欢旁盛开一片，像一张圆形的地毯。房子一侧的花架上爬满深红色玫瑰，库墙上是一片香豌豆花海，一只青铜色蜂鸟正在花海中精巧地采蜜。

　　房子看起来像是一对富裕的老年夫妇的家，他们想在暮年之时在这海滨之城多晒点太阳。

　　加尔布雷斯朝车的踏脚板吐了口唾沫，敲了敲烟斗的烟灰，搥开大门，噔噔走上小路，然后用拇指按响了漂亮的铜铃。

　　我们等着。门上问话用的小铁网开了，露出一顶硬挺的护士帽，帽子下面那一张焦黄的长脸望着我们。

　　“警察，开门。”大块头警察吼道。

　　锁链嘎吱一声，螺栓滑了出去，门开了。那个护士1.82米左右，长胳膊，大手掌，对一个虐待者来说，真是个理想的助手。可她脸上表情不怎么对劲，她在笑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