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我现在不能交谈，我——”

　　“乔伊，你得过来接我。”我母亲对着手机尖叫，因为醉酒，她说话含糊不清。

　　“妈妈，我得——”

　　“他妈的他们把我铐起来了。”

　　“什么?谁——”

　　“他们逮捕了我，乔伊……他们……那些蠢货。我要控告他们。他妈的我要找个最厉害的律师。”她冲着她身边的人吼道，“你听到没，你……你个蠢货!告诉我你的工号。我要让你干不成。”

　　“妈妈，你在哪?”我缓慢而大声地说道，想要把我母亲的注意力拉回来。

　　“他们给我戴上了手铐，乔伊。”

　　“有警官在吗?”我问道，“我能跟他谈谈吗?”

　　她对我的问题置之不理，不断地从一个难以理喻的念头跳到另一个。“如果你爱我，你就过来接我。我他妈是你妈，该死的。他们铐住了我……赶紧来……你从没爱过我。我……我没有……我就该砍掉自己的手。没人爱我。我那时都快到家了……我要起诉。”

　　“好的，妈妈，”我说，“我来接你，但我要跟警察谈一谈。”

　　“你是说蠢货先生?”

　　“没错，妈妈，蠢货先生。我要跟蠢货先生谈谈。把电话给他，我就来接你。”

　　“好，”她说，“嗨，蠢货，乔伊想跟你谈谈。”

　　“纳尔逊女士，”那位警官说道，“你该联系律师，而不是联系你儿子。”

　　“嘿，蠢货警官，乔伊想跟你谈谈。”

　　那位警官叹了口气，“你说过你想跟律师谈谈。你应该利用这个时间给律师打电话。”

　　“蠢货警官不跟你谈。”妈妈对着手机打起嗝来。

　　“妈妈，告诉他我请求他。”

　　“乔伊你得——”

　　“该死的，妈妈，”我轻声喊道，“告诉他我请求他。”

　　一阵沉默后，妈妈说：“好。”她把手机拿开，我几乎听不见她说话。“乔伊请求你。”

　　一阵长时间的停顿后，那个警官拿起了手机。

　　“你好，”我快速而平静地说道，“警官，发生这一切我十分抱歉，可我有个患自闭症的弟弟。他跟我妈妈住在一起。我需要知道我妈妈今天能否获得释放，如果她不能，我得回去照看我弟弟。”

　　“呃，事情是这样的。你母亲因为酒后驾车被逮捕。”我能听见我母亲在诅咒哀号，“我把她带到了毛尔县执法中心做呼吸测醉检测。在做测试之前，她要求行使给律师打电话的权利，因而她本应利用这个时间联系律师，而不是打给你要你来接她出去。”

　　“我明白了，”我说，“我需要知道她今天能否得到释放。”

　　“不能。”那位警官十分简省地答道，以免我母亲听到等待她的是什么。我暂且假装附和。

　　“她要去戒瘾所吗?”

　　“是的。”

　　“多少天?”

　　“两到三天。”

　　“然后她会被释放?”我问道。

　　“不。”

　　我想了一会儿，“从戒瘾所去看守所?”

　　“没错，直到她在法庭上露面。”

　　妈妈听到“法庭”这个词便又叫喊起来。由于醉酒与疲惫，她的话语像一座衰朽的索道桥一样颤颤巍巍。“该死的乔伊……赶过来。你不爱我……你忘恩负义……我是你的母亲，乔伊，他们……他们……赶过来。把我弄出去。”

　　“谢谢，”我对那位警官说道，“非常感谢你的帮助。在应付我妈妈上，祝你好运。”

　　“也祝你好运。”他说道。

　　我结束了电话，转过身看向珍妮特，洛格伦太太看着我，就像我是一个刚刚知道狗会咬人的孩子。“抱歉，”我说，“我母亲……她……不太好。我没办法去见卡尔——呃，艾弗森先生——今天我得去处理点事情。”

　　洛格伦太太的目光柔和了下来，她严厉的表情转化为同情。“没事，”她说，“我会跟艾弗森先生说说。把你的名字和电话留给珍妮特，我会告诉你他是否同意跟你见面。”

　　“非常感谢。”我说，我在一张纸上写下了我的信息，“我可能要把手机关一会儿，如果我没有接听，麻烦给我留言让我知道艾弗森先生是怎么说的。”

　　“我会的。”洛格伦太太说。

　　在离希尔维尤一个街区远的地方，我驶入一个停车场，用尽全力紧握方向盘然后猛烈地摇晃。“我靠!”我喊道，“靠!靠!靠!为什么你不能让我清静清静!”我的指节发白，一阵愤怒涌上心头，我颤抖不已。我深吸了一口气，等待着喉头的悸动消退，眼睛重回清明。等我平静下来后，我打电话给莫莉告诉她我没办法去守门。她不高兴，但她表示体谅。挂断电话后，我把手机扔到乘客座上，开启了往南去接我弟弟的长途奔程。

　　[1]艾丽西亚·凯斯：美国女歌手、音乐人、演员兼作家，代表作品有You Don't know my Name， No One等。

　　[2]足球抢断球：指足球运动员在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夺取对方所控制的足球。

　　[3]五英尺十英寸：一英尺约为30.5厘米，一英寸约为2.5厘米，五英尺十英寸约合178厘米。

　　[4]约翰·迪林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中，活跃于美国中西部的银行抢匪和美国黑帮的一员。

　　第一部 被恨之入骨的奸杀犯

　　一

　　大部分人很可能从未听说过明尼苏达州的奥斯丁市，而那些听说过这个城市的人知道它则是因为斯帕姆午餐肉，这种咸猪肉产品从不腐烂，世界各地的士兵和难民都食用它。它是荷美尔食品公司的核心产品，我的家乡也因此有了一个绰号——斯帕姆镇。在奥斯丁甚至还有一个专门展示斯帕姆伟业的博物馆。如果这没有将奥斯丁打上如同监狱文身式的标签，那么还有那场罢工。

　　罢工发生在我出生前四年，但是在奥斯丁长大的孩子们对这场罢工的了解就如同一些孩子了解刘易斯和克拉克远征[1]或者独立宣言。20世纪8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让肉类加工业遭受重创，于是荷美尔要求工会大幅减薪。人们自然不堪承受，罢工开始了。在警戒线上的推撞导致了暴乱。这场暴乱引来了电视网，一个电视小组完工时在艾伦达尔附近的玉米地撞毁了一架直升机。最后州长派来了国民警卫队，之后这场暴力和怨恨给镇子留下一道痕迹，有些人会说给予了它特色。我却将之视为一道丑陋的疤痕。

　　和其他城镇一样，奥斯丁也有优点，尽管大多数人看不见粉刺旁边的肌肤。它有公园，一个水潭，一个不错的医院，一个加尔默罗会的隐修院，自己的市立机场，并且奥斯丁离罗切斯特的著名梅奥医院仅咫尺之遥。奥斯丁拥有一所社区大学，我之前在那里上课，同时打两份零工。在三年内，我攒够了钱，也修够了学分，转学到明尼苏达大学上大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