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她说，“但变了的是你。你曾经对一切都充满热情。写作。生活。一切。哪怕只是出去走走。现在我看不下去了。实在可悲。你最后一次写诗是什么时候?”她合上那本书，碾碎那片红叶。

　　7

　　好吧，我承认我写过诗。不，我根本谈不上好。我不会说我是什么受挫的悲剧天才。这也不是那种故事。事实上，和许多社交有障碍的成年儿童一样，擅长处理字词却不擅长人际交往，诗兴仿佛粉刺，在青春前期的某段时间突然爆发，到我遇见珍妮的时候，诗意已经成了退化器官般的才能，好比花样洗牌和摊蛋饼，只在别人想看的时候才拉出来遛一遛。我每年为珍妮的生日写一首诗献给她，因为我买不起真正的礼物，就像有些人把通心粉粘在咖啡罐上做模型——结局多半也差不多，消失在布鲁克林的某个地下室里。

　　我母亲死后，我在她的床头柜里发现一个信封，里面是我写的最初几首诗，涵盖了我从八岁到十九岁的黄金年代。纸张皱皱巴巴，染有污渍，有些是手写的，有些是打字机打的。我意识到我的作品里只有这些她真心喜欢，甚至在电话里大声念给表妹萨迪听过。我读了一遍，它们当然都很普通，写的是秋天、时光和建筑空地，有一首格外让我皱眉头，居然是光明节奇迹。我的诗歌就是这样，仅有的两个读者也都离开了我。

　　可是——就像曾经想当无政府主义者的家伙，颠覆思想如今变成了听你点单后的低声叫骂，就像银行柜员的温顺微笑背后永远在策划如何炸开保险库，就像不会寄出的激烈社论的作者，就像只会用视线施暴的性罪犯——我心底里还刻着一首秘密小诗，不被任何眼睛看见，不被任何嘴唇吟诵。在这里，在我用本名书写的真实故事里，我将援引我写诗的权利，而不会没完没了描写他妈的天气和沙发是什么模样。我不会假装知道包括我在内的任何人都在想什么，或者猜测我们做事的理由。就像诗人，我将只说我必须说的话，简明扼要。因为这就是诗歌的本质，用最少的词句传达最多的信息。我们诗人想什么就说什么，用的也是唯一能用的方式。举个例子，如果我说她的心黑如蜘蛛，那么事实就是这样。黑，如蜘蛛，她的心。

　　8

　　对了，继续往下说之前，我似乎有必要先解释一下克莱尔是怎么回事。

　　尽管我在所谓职业生涯中如雪片般出版书籍，但绿色的票子见的可实在不多，所以我一路上也曾委身于各种其他工作，其中包括家庭教师。钱挣得不算多，每小时十块二十块，帮助归化入籍的新美国人提高书写速度，教习公共学校的“特别”、“天赋异禀”或“非同寻常”的孩子。我有常春藤联合会的毕业证书(我知道，我知道，别说了)，还有侥幸在GRE口语上得到的八百分(别太吃惊，我的数学才三百五十分)，我向上城的贵族私立学校申请担任课外教师，身为皇后区子弟，我只在电影里见识过这些学校的风采。大多数学校对我的电子邮件置之不理。少数几个回信的对我的电话又置之不理。只有布莱德利学校打电话叫我参加了一场压抑的面试，某位行政人员滔滔不绝地讲述他们的学生多么了不起，大多数都去了她坚持称之为“常青儿”的大学，还有他们多么不需要校外辅导，因为教职员“热爱帮助”孩子。我却不热爱，我一边点头赞同一边默默对自己承认。我甚至不喜欢孩子。我只喜欢交房租。

　　“我们这儿针对个人制定教学计划。自己设计课程表这样的想法难道不让你兴奋吗?”

　　“兴奋，”我说，“非常兴奋，极其兴奋。”

　　离开时我基本上断了这个念头。几个月后我接到一个自称彼得·纳什的人打来的电话，这时我已经完全忘了这件事。

　　“请问是哈利·布洛赫吗?”

　　“对，我是。有何贵——”

　　“好，我女儿的考试成绩不如预期。”

　　“唔。”我花了一分钟才想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你认识莎莉·舍尔曼吗?”

　　“呃……”这个名字不知怎的冒了出来，“布莱德利学校的那位女士?”

　　“对。你本周有时间吗?”

　　“让我看一眼时间表。”我说。我在厨房里正准备吃午饭。我看着碗里的番茄汤。寒冬腊月。我的日程表接下来三十年都有空。“我看看啊，星期四五点钟怎么样?”

　　“你怎么收费?”

　　我一阵眩晕。我每小时从没挣过二十块以上。我吞下一大口空气。“五十?”我嗓音嘶哑，“通常收费五十，但如果……”还好他在我出卖自己之前打断了我的话头。

　　“好，只要这不是非常规收费就行，哈!这样吧，我让克莱尔打电话给你商量时间安排。我处理大事，她处理小事。哈!”

　　“别担心，我会评估她的长处和短板，制定令人兴奋的核心课程……”我胡言乱语片刻，才意识到他已经挂断了。

　　几小时后，我收到克莱尔的留言。她要不是先自报家门，我多半会误以为对我说话的是她的母亲。她说话时泰然自若，完全没有青少年的犹豫。她确认了我随便报的时间，说出她在上东区的地址。我发现她没有留下公寓号码，不过我觉得到现场看看信箱应该就能知道。五十块!难以置信的好运气，我不敢打电话回去，害怕毁了这个天赐良机。

　　星期四，我出现在那个地方，寒风冷得似乎刺穿了我的内衣。我明白了她没有告诉我按哪个门铃的原因：这个地址只有一户人家。从上到下五层楼都属于他们。我来得太早，顶着他们家的灯光瑟瑟发抖，前后踱步，区区五十块收费的荒唐感让我脸红。尽管已经不是新闻了，但某些人比我有钱得多的事实还是让我惊愕感叹。

　　我揿下门铃，在寒风中又等了几分钟，克莱尔身穿系带比基尼来开门。她的头发非常直，颜色非常黄，眼睛非常蓝，小小的鼻子在雀斑双颊之间只是微微隆起，还有一张小小的滚圆嘴巴。比基尼包着的身体(说是包着比基尼的身体更准确，因为比基尼的三小片三角形只遮住了最有必要遮住的地方)嘛，呃，属于十四岁的少女：没有脂肪，没有皱纹，没有任何化妆品。她就像还没从盒子里取出来的洋娃娃。她是全新品。

　　“嗨，请进。抱歉，我在晒太阳灯。”顺便说一句，她完全没有晒出颜色。实话实说，她的肤色白得让静脉透出了蓝色。我之所以看得清静脉，是因为她真的很瘦，我一只手就能握住她的大腿。她领着我离开刺骨的寒风，走进她温暖舒适的家里。“我心情不好。”

　　“很抱歉。为什么?”我边问边挣扎着脱下围巾、帽子和大衣。

　　“季节性情绪失调症。”

　　“哦。”

　　“太阳灯应该能改善心情。总之他们是这么说的。”

　　“哦。”我们站在大理石门厅里，大楼梯通向二楼，链条花纹仿佛银盘上的开胃小吃。我的手套掉了，我弯腰去捡，看见地上有四根橡皮筋，说不定是从几捆钞票上掉下来的。我不由自主地捡起橡皮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