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为什么接到死囚来信的那一天，我会身处中城的一家照相馆，戴着母亲的红色假发，身穿她的黑色“洛琳度礼服”(这是我们的叫法)，化了浓妆，涂着口红、眼影、粉底和腮红——这些都是克莱尔的手笔，她陪我来为即将出版的《猩红夜雾》拍摄新肖像照。不消说，我挺像我母亲，只是没有一头红发。但话说回来，她也没有。我指的是她的天生发色。实话实说，我不知道她的头发原本是什么颜色，她自己恐怕也不知道。

　　克莱尔凑近我，呼吸间泡泡糖的香味钻进我的鼻孔，她聚精会神地皱着眉头，与我特别难缠的眉毛做着殊死搏斗。难缠的还有我油腻腻的额头、我胡子拉碴的突出下巴和我的喉结，但克莱尔巧妙地用衣饰、头发和一口袋我只知道弄得我很痒的各种零碎克服了这些困难。可是，我的眉毛尤其不服管教，而无论她使出什么说服手段，我都不允许她拔掉眉毛。

　　“实在太浓密了!”她自言自语道，小剪刀咔嚓咔嚓剪下，“我好像在森林里迷了路。”

　　“别那么夸张。说浓密只是相对女性而言。”

　　“是相对人类而言。你母亲怎么那么和蔼优雅呢?”

　　有句话我不得不说，我母亲属于那种基本上不长眉毛的女性，只有一抹拿显微镜才能找到的淡淡毛发。她用写购物清单的彩色铅笔自己画眉毛。

　　“我的眉毛多半随了我老爸。”我供认道。

　　“估计耳毛也是，”她厌恶地皱起鼻子，“你应该写人狼的故事才对。”

　　她终于搞定了，想办法遮住我粗野的眉毛，然后在额头上画了两条女性的弯弯蛾眉。镜子里的我满脸惊愕，估计是被自己这张脸吓住了。

　　“你千万别乱动，不能皱眉头。”她说，于是我往后靠了靠，伸直两条腿。照片只拍胸部以上，所以我的礼服底下是牛仔裤和高帮运动鞋。

　　“给你，免得我忘了，”克莱尔在背包里乱翻，“我取了你的邮件。”

　　“谢谢。”我说。她有我的备用钥匙。邮件绝大多数自然是账单，也有几封出版社转来的写给西碧莱恩的信。也有写给庞斯特隆和约翰逊的，但寥寥无几。我是有信必复，由我母亲(现在是克莱尔)署上西碧莱恩的名字，因为我相信人们能从字迹看出性别。这一摞信件的最底下还有一封信，上面贴着好几个邮件转寄签，记录了我在纽约日益减少的廉租公寓之间越来越彷徨的漫游历程。

　　“那个名字是谁?”克莱尔问，“我不认识。”

　　那封信的收件人是汤姆·史丹克斯，由《淫欲》杂志转交。回邮地址是新新监狱。

　　6

　　几年前珍妮和我分手的时候，更准确地说(我这是要糊弄谁呢)，她甩了我的时候，我们争夺的财产只有书籍。我和她一起住了八九年(连这一点也有不同的意见)，你可以把我们公寓里的(很快就是她的公寓了)藏书看作地层，借此研究我和她的共同生活。头两个书架是两人单身时代的书库羞答答地合在一起，我的迪伦·托马斯贴着她的西尔维娅·普拉斯，我的巴尔泰斯亲吻她的威尔逊，我的博尔赫斯蹭着她的伊芙琳·沃，还有可爱的孪生拖油瓶：两本《弗兰妮与祖伊》，两本《微暗的火》，《问尘情缘》不知为何有三本。当然了，这些很容易分开，我们拆散它们，将我的那一份放进纸箱，气氛甚至称得上融洽。说起来，这些纸箱如今还在我母亲那幢楼的地下储藏室里。同样容易的还有堆在床头和书桌上的那些新书——她要评论的书，前途无限的年轻新作家的短篇集样书，压在亨利·詹姆斯上的《亚裔宝贝》第七期和《美臀精选》赠书。亨利·詹姆斯被读到一半，沮丧地躺在那里，像是无法面对我们的分手。最困难的是拆开我称之为“中生代”的共同藏书，那四年属于我们不朽的结合，我们不止一起买书，读的东西也一样，有时候——请原谅我——甚至在床上大声朗读。

　　“这是我买的?”

　　她拿着的是科塔萨尔的《跳房子》。

　　“对，”我说，“你是买给我的，忘了吗?”她皱起眉头，不敢确定。但我还记得。她买这本书是为了在去波科诺斯的大巴上读，我们那是要去她叔叔的分时度假公寓，当时她还觉得两个人默默无闻地过着穷日子就挺好。那本书牛得让我头晕目眩、天旋地转，晃得我睁不开眼——在上山的路上害得我晕车，整个周末在水床上晕船，我和她一起跳跃切换，一章又一章，跟随喝着马黛茶的五十年代浪子们穿梭于巴黎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之间。当时珍妮只想漂漂亮亮地为艺术死在我身旁，最好是死在标题离奇的章节里。我盯着镜面天花板中自己的面容，那张汗津津的苍白脸孔，汹汹而来的反胃即将吞没我，她递给我一杯嘶嘶冒气的胃药，请我向她求婚。

　　“你确定?”我说，伸出手去拥抱她，但身体这突然一动害得我撞到她的胸部，我们的脑袋碰在一起。“妈的，”我嘟囔道，“我觉得你叔叔把水床充得太满了。”

　　“我们彼此相爱，”她大声说，“还有什么更重要的?”

　　“很多。要是我一辈子都这么穷，只能勉强糊口怎么办?”

　　“我不在乎。”

　　“你不介意等我出版了第一本小说再举办婚礼吗?你知道我现在不能分神。”

　　“我不介意。”

　　“你明白吗?”我说——尽管嘲笑吧，嘲笑我当时有多么混账，因为以后在许多个苦涩的夜晚我已经嘲笑过自己——“你明白就算我们结婚了，我的工作也永远是第一位的吗?”

　　天哪，她多么喜欢这句话。甜美而悲哀的崇高感充满她的心灵。她抓住我的双手，好像我游泳时抽了筋，而她要将我救出滚滚潮水，我们漂浮于彼此的怀抱之中。“我明白，”她对我说，“要我换我也不换。”

　　“看来情况已经改变了。”七年(存疑)后依然贫穷和默默无闻的我坐在标有“俄罗斯小说”的纸箱上说。她翻着卷边的科塔萨尔，发现我们用来当书签的一片红叶。她把红叶递给我，仿佛那是一面易碎的小旗，标志着我的失败。

　　“对，对，我承认，”她说，“我变了。对不起。我已经三十一岁了，我要丈夫、住所和孩子。请原谅。”

　　我努力原谅她。我说：“要是我现在说你别走，咱们结婚生孩子吧，你会留在我身边吗?”

　　她的怒火熄灭了，跌坐下去。“不会，”她悄声说，移开视线，像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扼住她的咽喉，“不行了，我们结束了。”

　　我沉默下去。她开始啜泣。为什么明明是她在伤我的心，却又是她在哭泣，而我在旁观，冷冰冰地一动不动，仿佛是我让她伤心?一滴泪水落在《跳房子》上。四十九页。我知道是因为泪水干了以后，纸张因此皱缩，而我无数次地打开这一页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