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他也可能满嘴胡话。我尽可能查证他提到地点和具体经过的案件，有时候确实对得上报纸和公开记录里的描述：孟菲斯有一对男女死于入户破坏。一个女孩失踪，有雀斑和一双绿眼睛。可是，克雷也同样能够轻而易举找到这些消息，编造进自己的故事。他有用不完的空闲时间。也许他在盗用别人的犯罪，拿来充实自己的档案，确保自己能青史留名，跟我们再开最后一个玩笑，留下一份其实还是假线索、红鲱鱼的供词。也许只是在耍弄我而已。

　　还有他的哲学思考(你愿意这么说也行)、理论体系和自我分析。还有他对艺术、生命和死亡的看法。一方面，他有的是时间打磨自己的观点，推导出那些自我中心加自私自利的可疑理念。但另一方面，天知道那些东西究竟是他杀人时的所想所感，还是企图在事后给狂人的无意义破坏添加智性和美学的外皮。要记住，尽管他声称自己博学多闻、艺术感性非凡，但他只是进了监狱才开始阅读、思考和学习。第一次激情犯罪时，他还是州政府监护下的一个半文盲，连高中都没怎么念完。经受过残忍杀戮的洗礼，他准备好了成为(甚至可以说是被培养成)性犯罪者和杀人狂。他就像温室育出的稀有品种：美国变态狂。

　　我想从这个角度重新思考他的另一段论述，他与其他作家和艺术家的所谓共同性，他的罪行与艺术及文学(包括我那些微不足道的东西)的相通性。无论他说得如何天花乱坠，有个微小但基本的区别始终存在：他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而这就是他的盲点。

　　他承认他是邪恶的，又立刻运用他强大的理智去推翻判定他邪恶的道德体系，但他没有对自己的理智是否健全有过半点疑问。他看不到的死角是疯狂也可能有理性、有组织、有体系，甚至有才华。疯狂可以完全自圆其说，比方说偏执狂，形成了一个自洽的系统，不承认外部的真实性和客观真理：谁质疑我就是阴谋的一部分，因此任何人都不可能说服我放弃我的看法。同样的，克雷有可能非常聪明，我不怀疑他的智商比我高，但他的心灵存在破绽，在根基上就不对劲，因此他无法做出我能做到的事情(哪怕多么卑微)：真的写出点什么东西。以作家而言，克雷只生产了几封信而已。以艺术家而言，他创作了几张恐怖的照片，剩下的那些都乏善可陈。

　　倒不是说作家和艺术家不可能是疯子。道理大家都明白。也许他们大部分人都是某种程度上的疯子。艺术自古以来就是个疯疯癫癫的行当。但我认为写作需要的是理智，是理智拼命想拯救世界不至于遗忘，生命不被死亡吞没，将一切都记录在纸张上。是什么东西希望拯救万事万物，想带上无论好坏的所有人和我们一起前进?除了爱，还能是什么?我们这些写类型小说的，还有我们的侦探和杀手，我们的吸血鬼和外星人——也许正因为这个，我们才会一次次返回同样的故事，就像孩童抱着他最喜欢的沾着糖水的书籍：一次次重述相同的故事，直到最终的圆满;给我们为自己的思想建造的屋子增添新的房间，每天早晨从闹鬼的树林里抱回一把新鲜的悲哀;创造出手拉手的连串小人，永无止境的分叉树木，供鬼魂居住的书本的玩具城市，以故事的形态体现的执着——系列小说。

　　列车回到纽约，我被这些念头弄得疲惫不堪。列车穿行于后巷和隧道之间，我的思绪不由得飘向过去——童年时光。不是我的，而是克雷的。我半梦半醒地翻阅他讲述的杀戮起源。沙鼠，仓鼠，随便什么鼠。我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但就是说不上来。转轮在我脑袋里原地疯转。细小的骨头在我嘴里像脆饼般折断。我在佩恩车站醒来，头痛欲裂，汗津津的右手攥着左手。

　　我换乘地铁，回到地面过河时，天已经黑了，手机收到一条留言。珍妮。她和她丈夫讨论过。他们很愿意在下一期《破格子呢大衣》上刊登我那本书的节选，甚至当作一期犯罪专刊的中心文章，组织读书会、派对，宣传。虽说我已经有个不错的经纪人了，但他们跟他们的经纪人和编辑提了提，所有人都很想看看这本书。真是不难想象。

　　回到凄凉的公寓里孤零零地睡沙发，不对劲的念头令我越来越害怕，我看见莫里斯还在打扫店堂，跑过去敲敲他的窗户。他放我进门，但拒绝了我绝望的恳求，不肯陪我喝一杯。

　　“别在意，但跟你和那些异性恋喝酒对我影响不好。”他说，“再说我和盖瑞还有计划呢。不，你不能来。给你这个，希望你能开心。”

　　他拿给我一把漂亮的鸢尾。

　　“我的新作品。自己种的。就在我家后院。”他微笑着递给我。

　　“天才……”我嘟囔道。

　　“真的?”

　　“天才。”我抱住他，踮起脚，亲吻他的两边面颊。

　　“不客气。”他喊道。我跑出去，挥舞着紫色的花束。我沿着人行道跑回家，掏出电话打给汤斯。他已经下班了。

　　“急事，十万火急，真的。”

　　接线员不太情愿，但还是帮我转接电话，最后他终于拿起听筒。背景有电视的嗡嗡声，我听见吃饭的声音，刀叉接触碗碟，酒杯互相碰撞。

　　“是我，什么事?”

　　“汤斯，”我喊道，像是想不通过电话就让他听见我的声音，“我知道了。我知道他把头部埋在哪儿了。”

　　76

　　挂断电话，汤斯立刻调派人员封锁那片区域，黎明时分，挖掘工作正式开始。特伦斯和另一名探员来接我，先跑了趟唐恩都乐买甜甜圈。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我们发现警车已经前后封死了街道，红色警灯默默转动。面包车和政府的黑色羚羊占领了整条街道，挖土机在旁边待命。水银灯照亮了那幢屋子和庭院，树林被照得雪亮。混乱的场面吵醒了邻居，他们出门看热闹，在门廊和车道上站成一排，像是见到马戏团进城，打算在马路对面安营扎寨。警察放我们过去，我看见上次打过照面的那个年轻母亲，她站在沃尔沃旁边，望着街对面她总觉得闹鬼的破败房屋，她很快就要知道阴魂到底是谁了。

　　我们停车下车。天空将亮未亮，风有点冷。穿黑色大衣的调查局探员、穿制服的警察和穿白色防尘服的鉴证人员围上来，拿咖啡，拿我们搁在引擎盖上的奶精和糖包，拿超大号盒子里的甜甜圈，还没凉下来的引擎充当保温器。

　　屋子的门开了，汤斯出现在门口，估计是被咖啡的香味勾出来的。他朝我点点头，但先低声对部下说了些什么，他们四散而去。

　　“我一直在和寄养母亲谈话，就是那个格雷琴。”他说，从纸板托盘里拿起一杯咖啡，掀开塑料盖。蒸汽飘了起来。

　　“然后呢?”

　　他撕开两包糖倒进咖啡，然后加了两小盒奶精。他从边缘吸了一大口咖啡，重新盖上塑料盖。他叹了口气。

　　“她前言不搭后语，但没错，克雷经常过来，探望她，照顾她。偶尔还帮她还贷款。”

　　“太可疑了。”我说，“克雷对她恨之入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