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完午餐后，他才发现尤达尔先生对他要找的人一无所知。他对庆典中所有演出者的个性、长相和他感兴趣的事如数家珍，但没一件符合格兰特做的描述。

　　“你如果你认为那人是个乐手，不妨试试里昂的交响乐团，那个乐团的乐手大都是伦敦人。”

　　格兰特没有大费周章去解释，关于死者是音乐家的假设是来自他死者与庆典有关联的推测。尤达尔先生轻松快活地打开了话匣子。午后，向好客的主人道别，格兰特旋即带着预期中的挫败赶往镇上几家交响乐团。往返奔波之后，他拨电话回苏格兰场听取威廉斯方面调查银行券的进展。刚从早班漫长的工作中赶回来的威廉斯表示，银行券已经送到银行去了，还没有结果，但他们得到承诺，银行方面会全力配合。

　　挂上话筒，格兰特思忖着，案情纠结的一端似乎缓慢但稳定地动了起来。没有一条线索十分明确，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银行券背后显然大有文章。在诺丁汉追踪死者的这条线索若不成，着手调查这位朋友的身份或者可以帮助他们查出死者。从死者到黎凡特人将只是一步的距离。然而，他还是若有所失。他今天一早就有种直觉，今天会有出人意料的消息让他获得正确的线索。他反感地回想他白白浪费的一天，不是尤达尔先生那顿丰盛午餐所引起的后遗症，也并非是那位好心绅士的热诚，他是难过他居然还得安慰自己。在车站，发现还要花一个半钟头等火车，他将自己拖向最近的旅馆大厅，抱着渺茫的希望想在闲话最多的公共场所撷取一些琐碎讯息。他以审视的眼光观察着两名侍者，一个目中无人，像只营养过剩的哈巴狗;另一个则像只心不在焉的德国猎犬。格兰特本能地认为这两个人对他不会有帮助。然而，当一位魅力十足的中年女侍送上他的咖啡时，格兰特疲倦的身心为之一振。短短几分钟，他沉浸在这种亲切的气氛里，跟她随便聊了起来。等她暂时离开其他等待服务的客人转回他身边，到了可以说话的距离，他们的谈话才得以继续。想对女人详细描述一个既非驼子亦非瞎子或没有任何异常状况的人是白费工夫，她每天起码见过半打以上的人符合他口中形容的死者，格兰特对自己尝试引出更多有用讯息的做法堪称满意。

　　“你这里的生意有点冷清。”他说。

　　没错，她同意：这是他们生意最冷清的时刻。他们时闲时忙，做生意嘛，总是这样。

　　全视旅馆住客的多寡吗?不，不一定。不过，通常都是如此。旅馆生意就是这样：时闲时忙。

　　旅馆曾客满过吗?有啊。消费合作社的人来的时候，曾经大爆满。他们总共订了两百间客房呢。她记得诺丁汉仅有那段时间人潮汹涌。

　　“什么时候的事?”格兰特问。

　　“2月上旬，”她说，“他们两年举办一次吧，我想。”

　　2月上旬!消费合作社的人是从哪儿来的?都是从英国中部各地来的。

　　不是从伦敦来的?不，她不这么认为;但是其中应该有一些人是。

　　格兰特赶去搭火车，被新的可能性和不合情理深深困扰着，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死者看起来不像是这类型的人。如果他是商店店员，应该会因公需要打扮得更得体讲究一点。

　　回到城里的这趟路不再缓慢，也不再被光明而乐观的愉悦心情所环绕。夕阳西下，灰色的暮霭已晕染了整个乡野的天际，使得憔悴的夜晚看起来更加单调阴郁。白杨木楼房四处林立，不反光的白漆映在一汪汪水洼里闪着不祥的光亮。格兰特埋头写他的报告，当他感到疲惫时，就抬头向灰暗的窗外凝望，无垠的夜空飞过，他的思绪又再度与死者职业的问题缠斗。火车的小隔间里还坐着三个人，他们滔滔不绝地对某些议题大抒己见，不管他们在谈论的是什么，都让他没来由地感到发狂和厌烦。交通信号像孤立悬挂的红宝石和绿翡翠横过渐褪的天光，他的心情略微回复。这些光线交织成令人惊艳得叹为观止的景象。幻影般的景象在丰富的灯台和酒吧间不露脸的演出是多么不可思议，而它们的主体只是个发电机。他很高兴在长久的喧闹和喋喋不休之后，他的旅程终于宣告结束，伦敦耀眼而充满活力的灯光高挂在他头上。

　　他返回苏格兰场时有个奇怪的预感，觉得他计划要去寻找的事就在这里等着他，他的直觉并没有愚弄他，攸关死者生平事迹的关键线索将交到他的手上。他下意识地加快脚步，他等不及了，从未觉得自己抬脚抬得这么慢，也从来不曾觉得路途如此遥远过。

　　结果后来发现什么都没有，只除了——曾来这里泡杯茶的威廉斯，留给格兰特一份本应当面交给他的报告——他在电话上已经听过要点的报告。

　　然而就在格兰特探长返回苏格兰场的同时，一件怪事发生在丹尼·米勒身上。他坐在皮姆里扣区公寓楼上房间东面的椅子上，把套在精致拖鞋里的那双干净的双脚挂在扶手边，慵懒地摇晃着，插在六寸长的过滤嘴中的香烟从他薄唇里伸出，呈微微上翘的角度。站在室中央的人是他的“珍”，她正忙着试穿晚礼服，她取出衬衣服的厚纸板的样子就像在用大拇指剥出豆荚里的豌豆。她慢慢转动优美的身躯，让光线落在她脆弱无助而素净的脸上，这使得她的身形显得更为修长。

　　“这件晚礼服不错吧?”她说，眼光瞄着镜子里的米勒。就算被她发现那双眼睛正将注意力集中在她的背上，他依旧死盯着不放。她转过身。“怎么了?”她问。丹尼似乎没有听见她的话：他眼中的焦点一动不动。突然他取下嘴里的过滤嘴，把香烟扔进壁炉里，发了疯似的一跃而起开始找东西。

　　“我的帽子!”他说，“我的帽子在哪儿?我的帽子他妈的到哪儿去了?”

　　“在你坐的那张椅子背后，”她讶异地说，“你被什么吓到了?”

　　丹尼一把抓起帽子冲出房间，就仿佛所有的恶魔都藏在他脚下的地板里。她听见他冲下楼梯，前门“砰”的一声重重关上。然后她又听见他去而复返的声音，不由得张大着吃惊的双眼站在门口。他又回来了，一步三级阶梯地奔上楼，脚步轻得像猫，回到她面前。

　　“给我两便士，”他说，“我连两便士都没有。”

　　她从他赠予的昂贵华丽的手提袋中掏出两个便士。

　　“我不知道你竟然身无分文，”她说，想激他对这种行为做个解释，“你要两便士做什么?”

　　“你给我滚!”他大吼，再度消失。

　　他跑到最近的电话亭时还喘着气，但心里觉得十分痛快。无须像平常一样低着头查半天电话通讯录，他直接要求接通苏格兰场。在等待的时间里，他兴奋而不耐地拖着脚在电话亭地上踱来踱去。最后——格兰特的声音终于出现在电话的另一端。

　　“我说探长，我是米勒。我刚记起是在哪儿见过你说的那个家伙。‘帮派分子’?……我曾和他一起搭乘到莱斯特看赛马的火车，1月底，我想那时……确定吗?我记得很清楚，就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我们谈论赛马，他似乎非常内行。我过去从没见过他，直到……嗯……不，我没有看那些报纸……不要管那些。我很高兴能帮得上忙。我告诉你，我的记忆已经很长时间都不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