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张朝胜打电话给我说，有事要向我汇报，我就让他来我办公室，当时我还没有回家。”孙渊点燃一根烟，“看见张朝胜，我就知道他有很重要的事要说，说实话，虽然我和他接触不是很多，但是对他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我没见过他那么沮丧的神情。小张虽然是个讲话谨慎也很有条理的人，但是却不是吞吞吐吐、结结巴巴。那天他在我办公室坐下后，总是欲言又止，并且坐立不安。我说过，我以前是搞政工的，和别人谈话是很有耐心的。我也不急着听他说，而是给他充分的时间考虑。小张思想斗争了好久，开口第一句话却说，孙局长，我打算辞职。我一惊，立刻问，那人是你放走的?他说当然不是。我说，那你干吗要辞职?他又是好久没有说话，过了一会，他说，孙局长，我之所以找您谈，是因为我没有把您当领导，您大我二十几岁，可以算作是我的长辈，我是想向长辈来寻求帮助。我当时并没有接过他的话，我从事的职业要求我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对张朝胜也是如此。我淡淡地说，能力范围之内正确的事情我可以帮你。张朝胜点了点头，然后说，这个案子与我无关，他拿出了钱东的手机通话记录和朱云云的手机，然后叙述的事件的经过。我听了，很是感慨，我也知道为什么他会来找我谈，小张的确是个聪明人，他知道，我听了这些以后，难免不会和他一样对钱东产生同情，他是把皮球踢给了我。钱东也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青年干部，前面说过，虽然这个人的性格不大好，但是工作能力也很强，他这种工作能力和张朝胜的工作能力不是一回事，我说张朝胜是‘智商高，官商低’，而钱东正好相反，他可能不适宜搞侦查破案，却十分适合搞行政工作，说白了，他有那种张朝胜没有的领导才能。这样一个处心积虑一心往上爬的人，却因为一些小的细节出了问题，不禁令人惋惜。我知道张朝胜和钱东的关系并不好，所以当时我看到的是张朝胜一片宽广的心胸。但是我还是对张朝胜说，不管怎么样，钱东既然有了这样的事实，该查处的还是要查处啊。你辞职对他并没有多大帮助。张朝胜说，我知道，但是至少这样，在这件事被披露出来以后，多少可以转移别人的注意力，再说，我辞职也不完全是因为钱东，也为我自己。”

　　关于辞职不完全因为钱东，也因为自己的这一说法。张朝胜后来有着明确的解释，他说：“如果说拥有理想的人精神上才是富裕的话，一年前的我是十分贫困的，正如我和自己以前的同学说的那样，我当时已经是完全没有理想的一个人，我的理想都因离我的现实太远而变成了梦想。但是钱东完全不同，他有理想，那就是一步一步在官场上往上爬，我和他的价值观不同，实际情况不同，因此不能简单的去判断他的理想的存在或者缺失，甚至，我们必须尊重他的理想。所以，我当时就想，这件事的真相如果大白天下，应该说一定会大白天下。那么，钱东必定会受到处罚，这从法理上来说是正确的，而在情理上却很难说通，为什么?首先，任何一个有正确价值观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来，钱东发给朱云云的短信息并不知真正意义上的通风报信，但是这却发生在一个不适宜的时间和地点，其次，在此事发生以后，钱东并没有去掩盖事实，或者说阻挠办案。他一开始都不知道朱云云和李云是一个人，而知道以后，又没有时间去做一些举动。再者，就我个人而言，虽然我和他关系不怎么样，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尤其是我被调查以后，他并没有落井下石。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我去同情钱东的原因。一旦查处了，处分了，对钱东来说，对他的理想来说，无疑是个致命的打击。一个没有理想的人，看到一个有理想的人无法去追求他的理想，你说我会有什么感觉呢?我无能为力，但是至少我自己受到了触动，他失去了追求理想的能力，而我没有，我虽然暂时没能找到我的了理想，但是这个时候，我应该去找寻，然后去追求，而不是在这里浪费时间，不是吗?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是为自己的原因。”

　　孙渊和张朝胜的看法相类似，他这样说：“钱东出了这样的事，肯定会受到处罚的。虽然别人都认为有些政府部门黑幕重重，但是，我至少敢保证在这件事里没有一点猫腻，不然今天我也不会和你侃侃而谈。张朝胜把球踢给了我，那我就明确地告诉他，这件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你要辞职是你个人的问题，如果你确实考虑清楚了，我是绿灯放行的。我进一步开导他说，如果辞职是你个人的打算，我建议还要三思而行。但是，如果要是完全因为这件事你要辞职，或者说，你要是因为纪委调查了你而辞职，那大可不必，清者自清，无须为一些其它的事情而耿耿于怀。张朝胜说这个道理他懂，他真的懂吗?我一直表示怀疑，就是现在，我也是怀疑。”

　　孙渊拿出一张张朝胜过年时候寄来的贺年卡，上面写着这样一行诗：今年花胜去年红，可知明年花更好。

　　我看着贺年卡，眼前又浮现起张朝胜的样子。当时我就在想，不行，我一定得找到这个人，你留给我的悬念太多了。

　　你现在在哪里，你现在是什么样子?

　　你，太多的问号!

　　正文 十五 老师

　　我完成故事大纲的时候，杜晓月打电话告诉我，找到了张朝胜的地址。我问她要不要和我一起去?她考虑了一下，淡淡的说：算了吧，我就不去了。

　　张朝胜的新地址在上海外滩中华路附近，到那儿一看，是一片老房子。找了大概半个小时，才在一个大院子最里面二楼上发现地址上的门牌号码。我是坐夜班火车到上海的，当我的手指关节敲响朱红色的木门时，已经是早晨7点多钟。有人在门里应了一声，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张朝胜的声音，因为我已经太久没有听过他的声音了。甚至，我在大学里也没有和他有过太多交谈。那一刻，我突然有一种清醒的感觉，这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努力调查着张朝胜的事情，无形之间，我和张朝胜的距离似乎已经拉近了，在我的脑海里，我和他似乎已经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密友，但是，事实上是这样吗?不是，我只是在大学里和他有过交往。我清醒了，我提醒自己，应该调整自己的心态，因为，如果打开门的是张朝胜，他甚至都不可能认识我。

　　是的，不仅是他不认识我，我也没有认出他。开门的人留着一头对于男人来说显得过长的头发，蓄着胡须，带着一幅黑框眼镜，目光炯炯有神，穿过镜片，有一种慑人心魄的力量，他站在门口，一手还放在门把上，微风从他身后的窗户进来，又从大门出去，带动着他的宽大的衣袖飘荡起来。

　　他用普通话问：“你找谁?”

　　我操着不太流利的启州方言回答道：“我找张朝胜。”

　　他笑了：“我就是，你到底是谁?”

　　我也笑了，男人间的沟通有时候就是这么容易。我告诉他我是谁，简短的说明我为什么要来找他。他疑惑地把我让进屋子。

　　房间不大，十个平方左右，斜对着门的地方有一扇敞开的窗户，没有纱窗，窗外的树叶似乎随时都可能被风吹进来。窗台下面是一张破旧的办公桌，桌上放着一台打开的笔记本电脑，右边堆满了书，左边则放着一只烟灰缸，一包灰色的柔和威斯上放着一只女式的银白色芝宝。办公桌的左边是一张单人床，上面铺着崭新的凉席，床头堆满了书和橙色的报纸，我似乎看见报纸上还有烟灰。我被安排在桌子对面的一张单人沙发上坐下。张朝胜关上门，我才发现门口竟然还有一扇门，通往一个小小的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