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性死亡
这些东西总给我一种“不真实”感,宛若此刻我正处在一部全息游戏中一样。
倘若能和平地给这所学校的创办者下个定义,“天才”和“疯子”估计会在评论榜的顶端分庭抗礼。我无法证实自己此刻所处的地方究竟是虚拟的还是现实的,就如同我无法证明我是一个人,而不是一段数据。
我没有办法验证自己此刻产生的“想法”,是由“思考”所得,还是被“端脑”强加的“暗示”。
我觉得自己快疯了。
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我还在思考人们对于“活着”的定义。如果有一天我忘了自己是谁,那么失忆的我算不算重获新生?倘若失忆的我得到了这本日记,看到了曾经的“记忆”,这些“过去”可以充实“我”的“人物设定”,可我又要怎么证明日记里的“我”,就是我本人呢?
我要怎么证明所谓的“证据”不是捏造的呢?
我觉得自己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我需要找到答案。
寻找答案的方法有很多,在思考出那些哲学问题之前,我觉得自己需要先解决一下现实问题。比如如何有效地收集情报,然后离开这个鬼地方。
我需要改变一下自己被孤立的现状,验证自己是否和同学们处在同一维度,他们眼里的“我”是身为人类的我还是其他什么无法言说的怪物,亦或是一个可以移动的垃圾桶或者自动贩卖机。
他们是真的看不见我,还是装作看不见我。
验证的方法很简单。
我在昨天的思修课上,用钢笔捅伤了我坐在我前桌的同学。
这种行为本来是不可能发生的。我的指导员不仅要负责和我沟通,还承担着隔离我与其他人的义务,某种程度上他需要阻止我和别人说话,阻止我和别人肢体接触,阻止我主动或者被动地破坏校内设施,阻止我做出任何异常的行为。
他是校方配给我的监控器,本该与我寸步不离。然而在昨天那节课上,他作为二年A搬的班长,负责去校医院签署了周五的注射名单。
他不在,所以没有人看(来)得(阻)见(止)我。
虽说做好了心理准备,可我没想到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钢笔的笔尖划过眼前的一瞬间连我自己都吃了一惊,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能做的事情有很多,前些天的时候我还只会冲别人扔碎玻璃,今天却已经胆大到行凶伤人了。
道德是禁锢人性的最后一道枷锁,而在这所学校里,它是最脆弱也最不值钱的东西。
如果这世界失去法律,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约束你的行为,没有任何人可以惩罚你,你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把钢笔捅下去又拔出来的那个瞬间,血溅得根本不像虚拟游戏里的场景。
那个场景很真实,真实到如果此刻测试我的犯罪数值,那么我估计会面临白塔的终身监禁,或者被捆上社会学心理教授的实验台。我会被这个社会抛弃,甚至不配接受安乐死,因为我变成了潜在的罪犯,因为这种人的存在就意味着可能诞生的罪恶。
——新纪元基因判罪法成立后,人类习惯于被分门别列放进不同环境的箱庭里,仿佛这样才能拯救自己。
——他们管这样的世界叫“Utopia”(乌托邦)。
我听到前桌的同学发出一声痛呼,才意识到自己在发呆的途中捅了他数十下。
钢笔尖造成的伤害不至于鲜血淋漓,我的动作却足以吓得教室里的孩子们连连后退。我突然找到了自己这番行为的缘由,我之所以如此拼命地自救,大概是潜意识里早就意识到根本不会有人来救我。
如果我不尝试着做些什么,我可能就再也逃不出去了。
我听到那个聒噪的声音再次出现在我的耳边,它用尖细的嗓子质问着:“为什么是我呢?”
我怎么知道为什么。
我将银色的笔尖从前桌同学的后背上拔出来又插进去,我拽着他的领子将他拖回来,掐着他的脖子将他摁在课桌上,那个声音在我耳边声嘶力竭地喊着:“他是无辜的!”
我在想起斯坦尼斯耶说过的话,每一片雪花都觉得自己是无辜的。*
教室里乱作一团,有人失声尖叫,有人瑟瑟发抖,然而没有人上来阻止我。
没有人反抗。
就好像比起被我伤害,“反抗”——不遵守规则,造成的结果更令他们恐惧。
这简直太荒谬了。
我可以从他们惊恐的瞳孔中看到我的样子,那副模样就像个发狂的野兽。我不知道该因为“我是存在的”而高兴,还是该因为“从前那个(良善的)我已经不在了”而难过。
我的大脑里一片空白,直到他(指导员)出现在教室门口。
他还是那副模样,看上去温软可爱得好像一块棉花糖,他的眼睛里永远都含着我的身影,就像永远不会抛弃我一样。
我突然笑了。
那一瞬间我似乎想了很多,又好像什么都没有想。我看着指导员喘着粗气扒开人群走向我,他的眼睛里清楚的印着三分惊惧五分着急,还有一些难以察觉的慌乱和难过。
我不知道他想做什么,却清楚地明白自己想做什么。扭曲的宛若报复一般的快感钻出心脏表层,我看着他的眼睛将钢笔捅进了自己手背里,听到那个尖细的声音在耳边呢喃着。
“看吧,都说了,让你不要丢下我。”
……
印桐捏着日记纸的手抖了一下,发黄的纸张差点脱离他的手指掉在吧台上。他条件反射地揉了揉手背,呼出一口气,喝了口水,才勉强从共情心理中缓过来。
Christie抬头瞟了他一眼,嘬了口杯子里的酒,伸着粉嫩的小舌头顺着杯边舔掉了残余的浊液。
“差不多该关了,”她垂着眸子阴阳怪气地点评,“端网的审查条件还是不完善,像这种一不小心就心理变态的,基因上肯定有什么问题,生下来就该送进白塔里关起来。”
印桐看了她一眼,没作声,捏着日记接着往下读。
……
某种程度上,这可以算作第二个实验。
那次砸碎玻璃之后我的指导员曾说过,我是“这么多年来学校唯一一个‘计划之外’的转校生”,那么这个“计划之外”是不是我承受孤立的原因?
“计划”是什么?倘若我捅伤自己,会不会破坏所谓的计划?
倘若我现在从楼顶上跳下去,会不会破坏所谓的计划?
倘若我再捅(杀)伤(死)一个同学,会不会破坏所谓的计划?
疼痛可以使人感受到真实,不过当全息游戏的拟真度达到70%以上,锯胳膊锯腿恐怕也无法成为判断现实的依据。
我已经证明了自己和“同学们”处在同一个维度,那么接下来,我要怎么证明自己所处的世界是虚拟的还是现实的?
我跟着指导员走进校医院,轻车熟路地找到急诊室,而后将血淋淋的手放进治疗仪的暖光下。
这间医院大抵是学校里唯一和现代接轨的东西。
只需要一个小时,我的手就可以恢复到能写字的程度。我可以缠着绷带回到教室里继续完成我的“实验”,根据当前效果,我的同学们还需要更多的演技训练。
他们瞳孔里的身影证明了他们是可以“看到”我的。倘若“孤立”是为了让我对指导员产生依赖,那么又是什么,让我的同学们哪怕被捅伤也“不能和我说话(遵守校规)”?
它会比死亡更令人绝望吗?
也许下一次我可以试着用笔插穿路过同学的喉咙,来试试那个东西是否比死亡还要可怕。
我听到我的指导员叹了口气。
他看着我放在治疗仪下的手露出一副困扰的表情,像是要说什么又不知道从何说起。他的舌尖舔过唇边,睫羽微垂着遮住眸子,我能感觉到他的视线描画着我的手指,一遍又一遍,就像在说一句:“对不起。”
他为什么要道歉?
我隐约觉得他可能知道些什么。他和其他人不一样,他比班里那些只知道遵守“规则”的傀儡清醒得多。
可我得不到答案了。
在我问出口之前,他就被敲门的护士叫走了。他像是已经知道了自己要去做什么,脸上歉疚的表情散开,无端地松了口气,又很快地皱起眉。
他攥着拳头站起身,背对着我一步步离开这个房间,我看着他蹙眉关上治疗室的门,凝重的表情一点点消失在缩小的门缝里。
他没有再看向我,也没有再回来。
我从医院离开的时候,他没有回来。
我回到宿舍的时候,他没有回来。
直到今天傍晚,他依旧没有回来。
现在是深夜21:35,我独自一个人坐在书桌前,面前是一盏灰扑扑的台灯,抬起头可以看见窗外漆黑的夜空。
我的指导员不在。
他没有回来。
他被什么人叫走了?
是因为我吗?他什么时候回来?
我突然感到害怕,夹杂在恐惧中的愤恨像一只大手攥紧了我的心脏,窗外的路灯闪了几下骤然熄灭,铺天盖地的黑暗里,只有我书桌上这盏小小的台灯,苟延残喘着微弱的余光。
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我甚至看不清日记上刚写下的字。有个稚嫩且尖细的声音从黑暗里冒出来,就像有个孩子,正趴在我的肩膀上。
贴着我的耳朵,低声呢喃着。
“你又被抛弃了。”
……
印桐拎着日记纸的手心泛出一层薄汗,他将读过的部分叠好收进信封里,仔细辨认着横格纸下方的最后一行字。
日记写到这里已经潦草得无法辨认,那行字应该是后期补上去的,横平竖直,带着与先前的狂草截然不同的沉稳。
【我会把他带回来的,只要他还在,我就能活下去。】
日记的主人写道。
【他是我的,他只能是我的。】
第5章 .第三封信
Christie抿了口酒,杯子磕在吧台上发出一声轻响。
“重度中二,病入膏肓。”她评价道,“按照现行的法律判定,能写出这种东西的基本都是‘潜在犯罪者’,你完全可以报警抓他。”
印桐将信封的开口折上装回口袋里,不以为然地笑了一下:“这只是个小说。”
“搞不好是犯罪证明。”
“这么贵的犯罪证明?”
“这么贵的小说?”
印桐低头看向Christie,视线直接撞进少女那双愠怒的眸子里,他忍不住愣了一下,垂眸笑道:“你太紧张了。”
“现在是法治社会,出什么事都有城市监控盯着呢。基因测试不合格的早在出生的时候就被关进白塔里了,我这就是遇上个恶作剧,搞不好是在谁和我开玩笑。”
“谁会跟你开玩笑?”Christie嗤笑道,“你一个人独来独往恨不得与世隔绝,你认识谁啊?我看你连什么是玩笑都分不清。”
印桐放下杯子,轻念了一声Christie的名字。他还笑着,眼睛里却漫开几分模糊的冷意:“你在这里待的时间够长了,陈先生还在车里,你不该让他久等。”
“你在撵我走?”
Christie抬眼露出一个嘲讽的表情,看上去就像在说“你知不知道这店是谁投资的?”印桐抿唇扬起一个标准的待客微笑,他点开光屏,甚至故意将屏幕推到了Christie面前。
上面显示着Christie官方主页上的工作信息。
“晚些时候恐怕有雨,待久了你来不及赶去下一个片场,”他划了下屏幕,关掉光屏,“我在店里又跑不掉,你想来随时可以来,没必要把自己栓在我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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