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他当即追出去，一定可以追上她。但他没有，只是一动不动地、丧魂落魄地瘫在chuáng上，像被这突然出现的一切吓坏了，或是被从未有过的两个吻弄晕了。当他终于追出去，她已全然不知去向。他悻悻地回到房间，看到chuáng头柜上摆满了一牙牙的西瓜，他将它们进行拼连，很容易就拼成了一个完整的瓜。他抚摸着瓜，不一会儿就感到手上湿乎乎的，却不知是瓜流出的汁，还是他感动滴落的泪。

　　过去了那么多年——15年，他依然不知她是何许人，姓甚名谁。过去了那么多年，可以说和他接过吻的人也有那么多，但令他最神往、最难忘的还是这一吻。过去了那么多年，他时常怀疑这是梦，但我更qíng愿不是。

　　2001年6月3日

　　她没有名字

　　她既有金的炽热，又有银的柔软。她是布莱克的诗。她看上去有点像吴倩莲。她是晃眼吴倩莲。她在2002年的一个初夏的夜晚，像一粒被风chuī飞的种子一样，茫然又偶然地落在成都的一家茶馆里。她是重庆人，又是成都人。但严格说是重庆人，所谓成都人只是概念上的，籍贯上的。籍贯不是家。籍贯是泥土，是陌生的乡音，是冥冥中的亲切。

　　我在茶馆的烛光里看到她，烛光昏红，像绯红的酒色，映照着她，她脸上营造出一种温暖人又迷惑人的色气。有点迷离，有点开启人的想象空间。我们相对而坐，间隔着一张仿古的长条茶桌，50公分宽度，空间距离可以伸手相握，引颈相吻。但心灵距离遥不可及。隔海相望。在山岭的另一边，在朋友的信任中。她是我朋友的朋友，比朋友更需要我小心，掌握好jiāo际的适度分寸，不能过分亲热，也不能过分冷淡。热了，是喧宾夺主；冷了，是对朋友不捧场。冷热之间有个明确东西，但说不清道不白，像鸟语，如花香，要靠心灵体会，用智慧把握。我的感觉，这是一次逢场作戏的会面，它只占领了我的一点时间。一个夜晚。一个既不象征着过去也不暗示着未来的夜晚。一个刚开始就意味结束的夜晚。

第12节

　　结束也是开始。机会在偶然中，在缘分里。第二天，她要走，我陪朋友去送行，临行前朋友横出急事，把送行的任务全权委托于我。这是以后的长长的一系列开始的开始。一次单独的送行，一次结jiāo私qíng的机会。电话。邮件。聊天。办事……我们像朋友一样开始友好jiāo往。她是个需要倾诉的人，因为经历非凡，内心无助。我是个善于倾听的人，因为她需要倾诉。痛苦，困惑，不幸，隐私，愿望，恐惧……她给我一个luǒ体的jīng神，不过，仅此仅此而已。换句话说，我们之间，没有爱，但有qíng。在如今到处都充塞着“有爱无qíng”的男女世界前，我们的“秘密空间”显得有点儿怪异，又有点审美。美是脆弱的。最美丽的最脆弱。我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对她的qíng，让坚qiáng的理xing不断催眠爱的yù望，并不断告诫自己：这样很好，这样很好。我开始回到二十年前，呼唤真qíng，崇尚崇高，把女人当做天使一样用心相爱。易碎的玉。珍藏。

　　不用说，她让我多了一份想念，也让我多对一个城市产生了感qíng和寄托。说来简直难以相信，我，一个整日出没于成都街市的人，而且还是一个“有车族”，居然至今还没有去过重庆，多少次我与它擦肩而过。在它上千万的人群里，也没有一个我的朋友和亲人，这个城市对我似乎是个盲区，该有的没有，像命中注定。但她又像命中注定一样地出现，空白的城市终于冒出一个黑点。因为空白，黑点被轻松放大。我知道，重庆不是个简单的城市，它对人们有很多很多的意味，但对我而言似乎又只意味着她。她是我的重庆。她没有名字，是因为我不想与人分享她——因为她对我来说本身就只有一点点。

　　2002年10月11日

　　“４站长”索拉

　　去年以前的许多年里，我每年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西藏著名的神湖——羊卓雍湖畔度过的。一个世界最高的水电站，一支世界屋脊的水电铁军，这是九十年代西藏最闻名的事件之一。就在前两天，我还从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看到刘源将军将一把象征着羊卓雍湖水电站竣工的巨大金钥匙jiāo到自治区领导热地手中。正如电视解说词所言：“羊卓雍湖电站是数千武警官兵经过八年拼搏奉献建成的……”电视镜头从仪式现场翻到羊卓雍湖，又翻到甘巴拉山，那都是我熟悉又熟悉的，我突然潸然泪下。泪水出于心底的呼应，而不是由于被煽骗。事实上，时光是不会流走的，时光都留在我们心中，就像我们的足印都留在大地上一样。

　　1993年夏天，我陪中央电视台两位记者下部队去采访，深夜返回，大雪骤然纷飞，一下白了黑暗的甘巴拉山。两记者为夏天落雪惊喜不已，司机却苦不堪言，因为他出门时忘带了防滑链。山高路滑，车行不止，如履薄冰，生死悬乎。像蜗牛一般爬行数里，司机已汗流浃背，忽看见一束光亮，如见救星。一间陋屋，一张惶惑的笑脸，亮在车灯中，令我们倍感亲切。我就这样认识了“４站长”：一个1992年入伍的藏族兵。他的真名叫索拉，喊他“４站长”是因为他独个人掌管着４号变电站。这里海拔4537米，缺氧使记者的防风打火机变成了一块废铁。那天晚上，“４站长”索拉为我们忙乎了近一个小时，总算使车轮变得粗糙而有一定防滑能力。他诚恳的笑脸和默默劳作的样子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以后，我曾几次顺便去看过他，由于他不会汉话，我们无法jiāo流。但眼睛足够让我了解了他，一台昼夜鼓噪不止的发电机，一部“熊猫”牌全波段收音机，陪伴他度着每一个白天和夜晚。他喜欢笑，张嘴动手，脸上总是堆着满满的笑。可我老觉得他似乎并不会笑，不论为什么，总是那么一个笑容，充满羞涩和诚恳。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他经常对着收音机一个人发笑的缘故。如果说发电机是他的工作，收音机就是他工作之外的全部，是战友，是老师，是愿望，是生活。对这样一个给予他如此之多之好的东西，他似乎只能对它这样笑：诚恳而愧疚。所有藏族兵入伍后最大的愿望就是学会说汉话，索拉也是，不同的是，他只能靠收音机帮他达成这一美好愿望。最好的收音机也不能跟一个汉族战友比，所以他学汉话的过程比其他藏族兵要显得艰难又缓慢。这年冬天，我出藏前去见过他一次，他依然无法与我jiāo流，咿咿呀呀的声音听了使我有些难受。也许我是有能力说服个别领导为他配一个汉族战友的，这样的话，我想他的日子不会被无尽的寂寞拉长，他学汉话的道路也不会如此漫长。我虽然想到了，却没有去做，我的难受正是因此而发。

　　休了两个月假，又去北京学习了半年，当我再见到索拉时，已是次年秋天。最漫长的路都有尽头。这回，他嘴里发出的不再是咿呀声，而是全然一新的藏族普通话，比我想象的要流畅得多。但几个回合下来，我发现我们的jiāo流依然问题诸多，他常常答非所问，像是听不懂我说的，而风马牛不相及的答话又像不是在对我说，而是对空旷的大山，声音大得像喊叫。后来他指着耳朵跟我说：“这个……不行了。”笑笑，又指着轰鸣的发电机说，“这样也好，免得我每天听它噪噪。”脸上毫无痛苦表qíng。我却非常替他难过。我知道，正因为它不尽的“噪噪”，才让他失去了听觉。失聪的他，听不到的不仅仅是发电机的噪音，还有收音机的声音。失却了收音机，他生活的一半也就被无qíng切割了，寂寞将加倍地陪伴他度过分分秒秒。而他千辛万苦学会的汉话，又跟谁去说呢？有了人，又怎么跟人去说？他并不识字，这是最要命的。那天走前他告诉我，他已经开始学习识字，因为现在的他只有通过汉字才能与我们jiāo流。我想这肯定比他当初跟收音机学说汉话还要难，但这跟他一个人在如此高海拔地方生活相比又似乎要容易多了，所以我相信他一定会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