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背后一定有一个很值得听的故事，说不定很长呢。

　　但我对故事从来都没兴趣，有兴趣的人是约伯。

　　我在乎的只是约伯拿来跟我交换的东西而已。

　　把那人的衣服脱掉，我吃力地把他扛进卧室，把床推开。那儿有一个屏蔽门，不仔细搜检根本发现不了。推开后里面空间很大，分几个间隔，最大的那一个装设了无影灯、手术台，旁边有消毒间，最里面是整套实验室级别的化验设备。

　　如果有人发现这儿，毫无疑问会认为我是个杀人狂魔，以碎尸为乐，而为了不让发现的人这样想并且跑出去胡说八道，我说不定还真得这么做。

　　因为这个原因不能带女孩子回来过夜，实在是令人悲伤。

　　不管怎么样，那儿其实是一个专业的迷你医院。

　　我做了一系列必要的前戏，而后把男人摆上手术台，吹了一声口哨启动卧室里的声控音响，音响中传来令人安心的D大调《卡农》，这样的节奏，适合将一个人开膛破腹。

　　二

　　第二天是周末，酒馆在下午四点就会开门，我去得很早，但还不算头一个，里面早就站着几张宿醉未醒的老面孔，眼睛都对不上焦，他们各自占据一个角落，有的喃喃自语，有的摇头晃脑，有的不断地掉眼泪，这是一整个群体的自我哀怨时间。周末的下午四点，一家酒馆就像一个教堂，只不过这里供奉的神对肉体或精神都没有兴趣，唯一需要的献祭是信用卡或现钱。

　　约伯一如既往地在吧台后面坐着，看到我点点头：“搞定了吗？”

　　我坐上他对面的位子：“搞定了。”

　　如我所知，他绝不会马上露出明显的欣然之色，就像在玩Bull Shit一样，不管你摇出了几个六，开盅前都要保持平常心。约伯只是简单地说：“怎么样？”

　　我看了看四周的人，想借鉴一下今天用哪种酒开场比较适合回魂，但大家似乎都在做莫名其妙的祷告，谁也没点东西喝。

　　既然无从拖延，我只好说话：“微量元素中毒。”

　　“哪种？”

　　“一共十一种。”

　　“啊？”

　　“人为的，下毒的人是行家，经过长期的投放，让他体内各种微量元素超标，交叉作用影响内脏和神经功能，直到致命。分量、效果和时间都掌握得很准，对这人的身体状态也了如指掌。”

　　“长期投放？听起来有难度。”

　　“如果是他信任的身边的人就很容易。”

　　“意思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慢慢杀他，杀到某个点上就死了吗？”

　　“嗯，如果他昨天没有进来喝杯酒，现在应该都臭了吧。”

　　我不由自主地做了个鬼脸。命运无常，有时候像一个冷笑话。

　　约伯吹了声口哨，声音不大，但在各处自high的人都感觉到脑仁胀痛。

　　他的意思很简单：这次总算遇上点儿新鲜的了。

　　约伯让我救过各种各样的人，都是十号酒馆的顾客，原因也五花八门，有时单纯因为心情好，有时是他睡过人家老婆——或者将要睡人家的老婆，我从来不问，只要他付出代价——一笔钱或者一个人情。大部分时候我们现金交易，人情太贵，随时可能搭上性命，不适合作为常规货币流通。

　　但这次不一样。

　　“救他？干吗？”

　　这个男人不是熟客，与十号酒馆不存在那种微妙的感情牵连，他来了，走了，死了，没赊账，除了他点的那首歌不符合我的音乐品位，他几乎算是一个完美的顾客，适合被马上遗忘。

　　既然我问了，约伯就要答。这就是为什么我只愿和熟人交往——你不必把自己想要遵循的人生法则都刻在额头上昭告天下，刺青技术再好，皮肤面积毕竟有限。

　　他想了想，说：“那个，是AFK的大老板——大卫·迪。”

　　AFK是价值以百亿计的巨大的商业集团，从亚洲起步，总部在纽约，我订了不少财经报纸和杂志，很熟悉那些巨贾的面孔。

　　我表示否认：“不对，AFK的老板是嘉吉罗勒，女的，前天还接受了重要财经节目的采访，没听说董事会紧急换人。”

　　约伯毫不动容：“你说的那个是AFK的高级管理层，我说的，是看不见的顶层。”

　　那些泼天富贵的真正所有人总隐形在传媒与公众的耳目之外，俯视众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唯一帮草民们维系最后公平的是死亡。

　　我凝视约伯的眼睛，不需说出心中的疑问，他已先发制人：“治好他，值一大笔钱。

　　“大得你无法想象，就算你在最深的噩梦、最凶险的关头想起，也会因之心情大悦，小宇宙以前所未有的能量燃烧起来勇斗恶龙。”

　　本来我以为约伯会跟我讲人生观和价值观，但事实证明他比我想象中更了解我，既然他开门见山，我也就当仁不让：“对半。”

　　分成的谈判总是比较艰苦，但时间这永恒的大杀器站在我的一边。

　　首先，那个男人躺在我家，十二小时内不接受超专业的治疗，就会变成一块死肉，有毒，并且成色很差，再大量的花椒辣椒也不能掩盖其异味。不管十号酒馆的厨子木三技术有多么厉害，我也敢打包票，连狗都不会吃下他的肉。

　　其次，天色很快就要暗了，人们陆陆续续地进来。酒保约伯，随你有几份副业要做，酒馆也有不可怠慢的酒客。你最好确保今天的手撕牛肉够量，否则人们手里的打包纸袋就会笼罩在你的脑袋上，伴随着狂风暴雨般的木棍。

　　所以，不管这一票能得到多少酬劳，我们对半。

　　算盘打得噼啪乱响，我才喝了两杯酒，已经从天上想到了人间，连包个火箭顺便泡泡NASA妞这等念头都没落下。但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一切玫瑰幻梦很快就被摔得粉碎。

　　午夜，酒馆里还剩下几个人，我喝得不多，一直看表，准备回去给大卫·迪换药——其实在答应约伯之前，我已经手欠地开始了治疗。

　　这时有人跨进外面院子的大门。

　　院子门离酒馆有大约二十米的距离，普通情况下，就算来人在门口就被飞镖机误伤，我们也绝对听不到他的第一声尖叫。

　　问题是，现在响起的是沉重得令人无法忽视的脚步，地板像遭遇地震一般有规律地颤动，如同狂风下的湖水，一波接一波地汹涌。十号酒馆忽然整个安静了下来，大家面面相觑，心中猜测百端。恰好点唱机里在唱：I lost my heart in sf，但真实的情况却是：好像今晚会把命丢在这里哦。

　　地板震动得越来越厉害，随着酒馆门吱呀一声打开而达到巅峰，吧台上好多杯子都滚下来摔得粉身碎骨，但接着就完全平静了。

　　三个人走进来。

　　三个普通人，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放哪儿都毫不起眼。他们走在黑人的街上，走在白人的岸上，或被一刀捅死在利比亚的战乱区，我担保都不会有任何人意识到世界上少了这三个人的存在。

　　但他们踏进来的时候，一直铺在台阶上当做门槛的那条粗大的青石忽然粉身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