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犯恩田在盛冈市内经营一家餐饮店，但店里的生意不太景气，入不敷出。欠供货商一屁股的债，据说还差点儿卷铺盖走人。然而案发后没多久，与店内经营有关的债务竟全都还清了。据查证，被杀的那户人家里的数十万日元不翼而飞，丢失的钱的数目，恰好与恩田家所欠债务的金额完全一致。有理有据，这样的案件怎么可能是冤案？吉敷觉得这不过是恩田妻子一相情愿的想法罢了。

　　“话说回来，既然是清白的，他又为何要在法庭上认罪呢？这种案子可是会被判死刑的！”吉敷问道。

　　“我已经说过了，当时我丈夫被一通拷打，根本无法去反驳那些警察的指控。只要一说不是他干的或他不知道之类的话，就会遭到一顿拳打脚踢。而且当时我丈夫在家里偷偷藏了支猎枪，后来那支枪被警察发现了。他们说他这是非法持有武器，要把他带到美军基地里枪毙。但如果他能乖乖回答他们的问话，兴许会看在他是初犯的份儿上，给他判个死缓什么的。”

　　“这种出了三条人命的重案，是根本不可能判死缓的。”

　　“我不是说过了嘛，当时我们根本不懂这些。况且我丈夫确实藏了支枪，所以就信以为真了。”

　　“警方说凶器是什么？”

　　“菜刀和柴刀。”

　　“凶器都找到了吗？”

　　“他们拿走了我家的菜刀和柴刀。”

　　“同时吗？”

　　“不，半夜带走我丈夫时只拿走了我丈夫的衣服和家里的菜刀。之后第二天又到家里来了一趟，从储物间里搜走了猎枪和柴刀。”

　　“那些东西上都沾有血迹吗？”

　　“柴刀和菜刀上一点儿血迹都没有。”

　　“没有？是吗？我记得听说凶器上都沾有血迹啊？”

　　“那是你弄错了吧。就是因为柴刀和菜刀上都没有血迹，他们才逼迫我丈夫说犯案后曾在北上川清洗过凶器。”

　　“清洗凶器？”

　　“是的。”

　　“那你丈夫有没有照他们说的那样坦白呢？”

　　“他们对他严刑逼供——”

　　“这件事就不必再说了。总而言之，当时他们逼你丈夫在口供书上签字了，对吧？”

　　“是的。”

　　“清洗柴刀……”

　　“其实，如果只是随便洗洗的话，沾在上面的血迹是无法彻底洗干净的。然而事实上那把刀上不但连一点血迹都没有，而且还沾满灰尘，因为之前柴刀一直放在储物间里。另外，那把刀的刀背上有金属箍，砍伤死者的柴刀上却没有。”

　　“刀刃上连一点儿血迹都没有吗？”

　　“没有。”

　　“鲁米诺反应[鲁米诺（Lumind），或称发光氨，一种发光化学试剂，与适当的氧化剂混合后会发出引人注目的蓝光。法医学上使用鲁米诺来检验犯罪现场的血痕。]呢？”

　　“当时乡下的警署还没有开展这类科学式调查，因此并没有这类记录。不过到了二审的时候，起诉书上又变成我丈夫是在自家的水池里清洗的凶器，他们还在我家的水池和浴室里检测出了鲁米诺反应。”

　　“那么，他们最后是以什么事由起诉的呢？检察官到底说你丈夫是在哪里清洗的柴刀？”

　　“在北上川。”

　　“北上川啊？那里的鲁米诺反应检测结果如何？”

　　“自然是没有反应了。所以后来警方又一口咬定不只柴刀，或许衣服也是在家里洗的。”

　　“你丈夫的衣服上也没有血迹吗？刀刃上没有血迹这点我倒还能勉强理解。”

　　“外套上沾有少许——”

　　“有啊？”

　　“但那不是人类的血。”

　　听到这里，吉敷已觉得兴味索然。之前他一直把对方当做正常人对待，巨细靡遗地询问案情，没想到她竟然说出这样的话。衣服上有血迹，却并非人类的血……

　　“不是人类的血？”

　　“没错。而且量非常少。”

　　“这不是多少的问题，衣服上确实沾有血迹，没错吧？那么，你觉得那是什么血呢？是不是人类的血，只要一化验就知道了。你们当时没有要求化验吗？”

　　“一审和二审的时候根本没工夫去弄这件事。当时我丈夫已经俯首认罪，律师正为精神鉴定的事忙得不可开交。直到最终审判的时候，我开始主张丈夫是无辜的，这才提出这方面的要求。”

　　“这样的处理方式确实有够糟糕的。不过那件染血的外套可是证物，最终审判的时候应该在法庭上出现过吧？”

　　“没出现过。”

　　“没有？”

　　“是的。”

　　“你们有没有要求警方出示？”

　　“当然要求过，但对方一口咬定没有。很明显，那些东西不在警察手上就在检察官手里，只是他们藏着不肯拿出来罢了。他们怎么可以这样？那可是很重要的证据啊。”

　　吉敷叹了口气。连杀三人的嫌疑人的衣服上沾有血迹，她却说那血并不是人类的，而是碰巧沾上了其他东西的血……这世上哪儿有这么凑巧的事。

　　“不过话说回来，一审和二审的时候没有提出出示证物的要求，这可是你们的失误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可当时我们又能做什么呢？既没钱，又没有法律知识，对法庭审判一无所知，加上律师又跟我们说了那样的话。”

　　“那天你丈夫是几点到家的？”

　　“记得大约六点吧。”

　　“会不会你丈夫确实杀了人，只是你这个做妻子不知道？”

　　“这绝不可能。我丈夫向来办事谨慎、胆小懦弱。”

　　“你刚才是不是说过你丈夫有不在场证明？”

　　“对。”

　　“什么不在场证明？”

　　“我丈夫说，他在北上川河边曾经遇到过一个小孩。”

　　“在北上川河边？小孩？”

　　吉敷瞬间无语。如此一来，不就可以证明恩田幸吉的确曾在北上川清洗过凶器吗？

　　“但直到最后，那孩子也没在法庭上露过面。”

　　“你丈夫是六点左右到家的吗？”

　　“是的。”

　　“那他是几点出去的呢？”

　　“大概两点左右吧。那天他在家里吃的午饭。”

　　“两点出门、六点回家……那么，从你家到伐木场需要花费多长时间？”

　　“走路的话，一个小时左右吧……”

　　“两点到六点这段时间出门在外……除此之外的时间里，你们夫妻俩一直在一起吗？”

　　“一直在一起。我们要准备店里的事。”

　　吉敷已渐渐失去了与她交谈的兴趣，就算换由自己来负责这件案子，估计也会对恩田起疑。这女人不过是在死钻牛角尖罢了。她丈夫之所以认罪，并非严刑拷打所致，而是他的确杀了人。虽然妻子一直坚持，但实际上丈夫却已死心。这所有的一切，或许全都是由妻子的盲目信任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