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克出生的那一天，我身上发生了一些变化。我完全没有做过任何准备，却对这小人儿产生了超越一切的全身心的爱，我渴求能够保护他，随时陪伴他。

　　他出生的第一个月令我狂喜，当然也很耗神，但是却很美好。第二个和第三个月却有些不同，每天醒来，知道自己离回去上班又近了一天，就要让某个不是他的父母、不可能像我一样爱他的人照管他，而且每天要离开他那么多个小时，要度过那么多漫漫长日。这都是为了什么?我不觉得自己能起到什么作用，再也不这样觉得了。

　　我希望自己还在非洲部工作，但是那个职位已经没有了，被别人占了，现在的职位也算是第二好的选择了。不是吗?回去上班的日子终于到来时，我已经做了最充分的准备。我们把卢克送到社区最好的日托中心，这是一家排队报名的人数最多，名声最佳的日托中心。我准备了一个小冷冻箱，里面装满了瓶装的母乳，认真地打上标签。还有铺婴儿床的床单、尿布和湿纸巾，所有必要的东西，我都打包准备好了。我也为自己挑了一套新衣服，丝质的衬衫和裤子，可以遮住因为生孩子长的几磅肉，我希望这样的装束能给自己多一些自信，度过这最难熬的一天。

　　结果看来，我根本就没有准备好。再怎么准备我也克服不了把卢克交给一个陌生女人的情感障碍，我在门口转过身，发现卢克正看着我，有些警觉，有些困惑，眼睛紧紧地盯着我，目光里充满了疑惑：你要去哪里?你为什么要离开我?

　　婴儿房的门关上的那一刻，我彻底崩溃了，上班的一路上都在哭，到办公室的时候眼睛都哭肿了。丝质衬衫上留下了泪痕，感觉就像丢掉了一条肋骨。那天早上有三个人来过，欢迎我回来，问起卢克的情况，每一次我都忍不住会哭起来。最后肯定是消息传了出去，因为那一天余下的时间同事都刻意躲开我，这也恰好如我所愿。

　　那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卢克已经在婴儿床里睡着。他在日托中心里没有打盹，所以睡觉的时间就早了一些。我错过了，我一整天都没有陪他，这一天永远都回不去了。一周五天这样的日子，我怎么忍得了每天只能看到他一个小时?我又在马特的怀里崩溃了。“我做不下去了。”我哭着说。

　　他抱住我，抚摸着我的头发。我等着他同意，我等着他说听凭我自己选择，说如果我想在家陪卢克，我们就一起想办法;如果我想要找一份新工作，收入减少了我们也能过下去;我们会卖掉房子，搬出这片区域，我们可以不旅游，不存钱，也不出去吃饭。我们可以想尽一切办法。

　　他开口说话的时候，声音有些紧张：“会好起来的，宝贝。”

　　我呆住了，抬头看向他。我想要他看着我的脸，看着我有多严肃。他了解我，他能理解。“马特，我真的做不下去了。”

　　我在他的眼中能看到和我一样的痛苦。我又靠到他肩膀上，感觉开始放松了下来。他能理解，我知道他会理解的。他又默默地抚摸着我的头发。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起话，“坚持住，”他说，这句话像刀子一样刺穿了我，“慢慢就会好起来的。”

　　几天过去了，几周又过去了。我每天都去上班，如今这份工作就像一个谎言。唯一的宽慰就是，没有迹象表明他们能从限制区域的电脑中追查出任何东西。除了那两天的工作成果之外，看来U盘也没有造成很大的损失。我留心所有传闻流言，阅读一切能拿到手的报告。而且除了那个信封之外，我从马特，他们俄罗斯人那边也没有收到任何消息。

　　中情局最初将关注点放在尤里身上，想要在莫斯科追踪到他。联邦调查局则埋头调查照片上五个人的身份——直到大概一周之前，一位分析员偶然在一个已知间谍招募人的电脑里发现了同样的五张照片，和详细信息。联邦调查局追踪到这五个人，审讯了他们，认定他们与尤里没有关系，很可能只是俄罗斯人想要招募的人。调查局很快就把尤里从日程中抛开——不过又是一个低级别的间谍招募人——不久之后中情局也一样。

　　我如释重负地喘了口气。对他的关注越少越好。另外，联邦调查局确定尤里没有参与潜伏间谍项目之后，奥马尔对我的怀疑也稍减，至少减少了一点儿。自那以后我和他聊过几次，对话也越来越友好，变得更正常。我发现他还是不能完全信任我，但已经有所好转。

　　还有彼得，彼得最近来得不多。伯特在一次早会上告诉我们说，凯瑟琳的身体情况恶化得很快，这已经是彼得缺席第三次早会了。会议室里一片安静，海伦哭了起来，其他人也都眼含泪水。几天之后，凯瑟琳去世了，彼得终于回来工作了，但是从那以后就如一具空壳，心碎潦倒，肯定不会去在意我。

　　马特和我的生活也如履薄冰。我怪他引出这样的事，不止因为他向我撒了这么多年的谎，把我牵连到这种事情里，而且还怪他去找尤里，告诉俄罗斯人所有事情，出卖了我。

　　家已经不安全了。我换了锁，加装了一个固定插销。我一直关着百叶窗，并且切断了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和无线扬声器的电源，扔进一个箱子，放到了车库里。孩子、马特和我都在一起的时候，我会关上手机，取掉电池，我要求马特也像我一样做。他看我就像个偏执狂，认为我疯掉了，好像这一切都无意义，但我不管。我不知道谁在监视我们，谁在监听我们，但是我要假想有人在做。

　　那个信封送到后不久的一天，我提前下班，去镇上另一头的商场手机店，确保没有人跟踪我，便用现金买了一部预付费一次性手机。之后，我一直将手机藏起来，我没有告诉马特，甚至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这么做，只是感觉自己应该有一部。

　　孩子是我唯一的救星。我发现自己经常坐在那里看着他们，沉浸在每一个细小的时刻里。家务、煮饭、清洁——现在都无所谓了，我让马特收拾残局，维系生活。而我只是坐着，看着。这是他欠我的。

　　他也知道这些。他每个星期都给我送鲜花，把房子打扫得一尘不染，饭菜随时备好，衣服都洗干净叠好。照看闹得最凶的孩子，调停孩子的一切争吵，接送孩子，玩耍和课外活动的任务他也全包了下来，好像这样就能弥补近乎葬送我们的谎言，而那谎言依然有可能葬送我们。

　　那是一个星期五，距离我发现那张照片、距离我们的生活改变已经过去了五周。白天变长，气温升高，树木又绿了，草地绿油油的，春天终于来了。我也终于感觉我们的生活迎来了一个新季节，一个全新的开始。

　　我提前几个小时下班，准备带孩子去集市。我们把车停在一大片草地上，穿橙色背心的志愿者引导长长的一排商务车和越野车入位。我们艰难地停好车，马特推着双座婴儿车穿过草地，我牵着两个年龄较大的孩子的手。埃拉一路上蹦蹦跳跳，她太兴奋了，一直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我们整晚都看着孩子们玩各种玩具：旋转茶杯、波浪滑梯、龙形状的迷你过山车。看着他们快乐的表情，那些价格昂贵的门票也都值了。我们用手机拍了照，六个人分了一块油炸蛋糕，溅了一身糖粉的双胞胎成了我们的笑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