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请。”老太太说，她递给我一个小小的信封，手稳得惊人，“亚伯拉罕让我把它交给你，罗伯特。”她低沉的喉音年轻时一定相当迷人。现在，岁月削去了她声音里的光华，虽然措辞精确，但听起来只是很舒服而已。“亚伯拉罕要我亲自把它交到你手里——照他的说法，如果实在不行，我就亲自去科罗拉多找你。”

　　要是换个时间，弱不禁风的老太太搭便车穿越草原的画面准能让我会心一笑，但现在，我只是点点头，拆开信封。

　　1983年4月9日

　　博比——

　　如果你读到了这封信，那么说明近期我们俩都没遇到什么值得激动的事情。我刚刚从医生那里回来，虽然他没有叮嘱我别买播放时间太长的唱片，但他也没打算卖给我任何长期的证件。

　　我希望你(和阿姆丽塔?)不要为了我而打断任何重要的事情。我是说，如果那个你称之为家的穷乡僻壤真能有什么重要事情的话。嗯，在我写信的时候，那还是你的家。

　　最近我修改了自己的遗嘱。现在我正坐在老朋友马德·哈特住处附近的公园里抽着雪茄，打量那些早早就穿上了吊带衫和短裤、拼命说服自己春天已经来临的姑娘。今天的确挺暖和的，但还没暖和到让她们不起鸡皮疙瘩的地步。

　　要是妈妈还没跟你讲的话，那我现在告诉你，在我的新遗嘱里，我把所有东西都留给了她。所有东西，但不包括原版的普鲁斯特，保险箱里与各位作者的通信文件，以及《他声》的所有权益、荣誉、执行主编的职位和微不足道的银行账户。我把这些留给了你，博比。

　　现在，请稍等一下。我可不想被别人指责，说我把一份沉重的担子挂在了你无忧无虑的波兰脖子上。只要你觉得合适，你大可把杂志转让给别人。如果你觉得应该把它交给别的更有责任感的人——那么请自便。我会把这些事情全权委托给你处理。

　　博比，只要你记住我们创办这本杂志的初衷。千万别把它卖给只想借机避税的浑球儿大企业，也不要让分不清好文章和狗屁的笨蛋糟蹋我们的杂志。如果你实在无法找到足够水准的人来接手，只能暂时停刊，我也完全赞同。

　　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你决定继续把它办下去——那么很好。你会惊讶地发现，他声这样的杂志社搬迁起来居然那么简单。不管你住在哪个见鬼的地方，直接把它搬过去就好(反正米勒也打算涨房租了)。如果你真的打算接手，千万不要费劲去维持“阿贝原来的编辑风格”。阿贝没有什么编辑风格!只管发表你觉得好的东西就行了，萝卜头。听从你的直觉。

　　不过还有一件事。除了翻来覆去地致敬《裸体午餐》以外，世上还有其他佳作。你收到的大部分投稿都会让你抑郁得想死。如果稿子够好的话，当然值得刊登，但我们仍有空间可以留给那些对人性依然抱有一线希望的作品。至少我觉得应该有。你比我懂，博比。你曾比我更接近那火焰，但你仍选择了回头。

　　我得走了。旁边有个警察老是盯着我，估计他觉得我是个老色鬼，不过他也不能算错。

　　你可以把这封信读给妈妈听——否则她不会安心的——不过请务必跳过“狗屁”和“大企业”前面的“浑球儿”二字，好吗?这是你要做的第一件编辑工作。

　　请向阿姆丽塔转致我的爱意。

　　阿贝

　　阿贝说得对，杂志社搬迁起来非常轻松。得知《他声》将使用学校的邮政地址，校方兴奋极了。他们甚至殷勤地把我的课时减少到了两节，薪水照旧。我甚至怀疑，只要我的存在能让阿姆丽塔继续留在数学系里，他们情愿让我不上课白领工资。阿姆丽塔也很满意，因为她可以随意使用学校里的计算机，在丹佛的时候，她只能跟人共用克雷公司的怪兽机器。最近她表示——“这地方相当先进”。显然每天去数学系的路上，她完全没有注意到半圆顶的临时学生宿舍、煤渣块砌成的房子和小得可怜的图书馆。

　　我发现，在科罗拉多的山地编辑一本东海岸的文学杂志完全不是什么难事，不过我的确需要每年出五六次差，去跟印刷厂协商，拜访几位作者和赞助人。阿姆丽塔帮忙处理了一些出版事务，作为读者，她的欣赏水平也高得惊人。她说，语言和数学两个领域的训练赋予了她一种象征性的平衡感——其实我压根儿不懂她在说啥。不过在阿姆丽塔的催促下，我还是发掘了更多西岸的作家，包括乔安·葛林柏和牛仔诗人。

　　结果令人振奋，订阅数直线上升，我们对外铺了不少货，老读者似乎依然很忠诚，很快我们就会看到效果。

　　我不再写诗。从加尔各答回来以后，我再也没写过诗。

　　迦梨之歌从未真正消失。它一直在我耳畔徘徊不去，就像信号糟糕的收音机里刺耳的背景音乐。

　　我依然会梦见自己跨过脚下裹着灰布的人体，穿过泥泞的荒地，望见远处烟囱喷出的火焰舔舐低矮的云层。

　　山风呼啸的夜晚，我有时会起身走到木屋窗边，望着外面的黑暗，听着六条肢体在石块上抓挠的声音。我站在原地等待，但它饥渴的嘴巴和眼睛始终躲在黑暗之中，不敢靠近……是什么让它不敢靠近?我不知道。

　　但迦梨之歌仍在唱响。

　　不久前我们附近出了件事，有位老妇人和她成年的女儿，两个人都自称“好天主教徒”，她们把自己的孩子放进炉子里烤熟，仅仅是为了驱逐让他夜哭不止的恶魔。

　　我有个学生的远亲在加州念书，最近那个高中生奸杀了自己的女朋友，然后在三天里请了十四位朋友来参观女孩的尸体。有个男孩朝尸体扔了块砖头，想看看她是不是真的死了。但没有一个孩子想过要报警。

　　上个月我在纽约亚当森斯认识了几个新的出版商，四十二岁的先·利就是其中之一，他是来自金边的难民。利曾在柬埔寨拥有自己的建筑公司，几年前他靠着行贿偷渡到泰国，随后转道来到美国。在亚当森斯，他从印刷厂学徒干起，一路爬到现在的位置。喝了几杯酒以后，利跟我讲了全城被迫撤离的惨剧，在八天的强行军中，他的父母不幸遇难。他低声向我讲述夺去他妻子生命的劳改营，然后在一个清晨，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三个孩子被送去了遥远的“劳教营”。利描述了他逃亡途中经过的一处荒野，在那片方圆半英亩的空地上，人类的颅骨足有三四英尺深。

　　迦梨的年代就此开启。

　　上周我去了房车里的移动图书馆，研读所谓的加尔各答黑洞相关资料。在那之前，这个词对我来说只是个形容而已。历史上的那件事似乎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从本质上说，所谓的黑洞其实只是个不通风的房间，十九世纪印度零星爆发过多次暴乱，某次暴乱期间，有很多人被关进了那个房间里。

　　不过这个词一直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我想出了一套关于加尔各答的理论，不过我的想法基本完全出于直觉，用“理论”来形容似乎有点儿太过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