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关掉这些该死的灯。”我站了起来。要不是怀里抱着维多利亚，阿姆丽塔铁定会伸出双手抓住我。

　　我居高临下地俯视克里希纳，他浓密的眉毛惊讶地往上抬了抬。阿姆丽塔松开我的右臂说道：“没关系，博比。我们到了。看，酒店在那边。”

　　我停顿了一下，然后弯腰望向窗外。大雨去得和来时一样突兀，只剩下零星飘拂的雨丝。我的怒火也随着雨点敲打车顶的噼啪声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

　　“要不我们回头再谈吧，卢察克先生，”克里希纳说，“这是头等大事。要不就明天?”

　　“好的。”我抱起维多利亚，率先走出巴士。

　　欧贝罗大酒店的立面像花岗岩崖壁一样黑黢黢的，但一线灯光从两扇大门之间漏了出来。破烂的遮阳棚一直延伸到路边，大门两侧无声地站立着十多个撑伞的人影，有人还举着被雨水浸透的标语牌。我看到一块牌子上有一把锤头和一把镰刀，还有英语单词“不公平”。“是罢工的人。”克里希纳一边解释，一边朝一个身穿红背心、睡眼惺忪的搬运工打了个响指。我耸耸肩。凌晨一点半，雨季的加尔各答，一座漆黑的酒店外面有一群抗议者，似乎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过去的半小时里，我的真实感已经悄悄溜走了。喧嚣的声音在我耳边咆哮，仿佛无数昆虫的鸣叫，不曾停歇过一秒。一定是时差的问题，我默默地想。

　　“谢谢你来接我们。”克里希纳转身回到车上，阿姆丽塔对他说道。

　　他露出幼鲨般的微笑。“好好好。明天我再跟你们聊。晚安，晚安。”

　　酒店的入口处似乎有几条阴暗的门廊，像隔离带一样将大堂与街道分隔开来。酒店大堂十分明亮，前台店员非常清醒，衣着也很整洁，他们十分热情地欢迎了我们。是的，卢察克先生和夫人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是的，他们收到了我们的电报，知道航班延误了。行李搬运工是个老头儿，在我们坐电梯上六楼的时候，他发出鸽子般的声音逗了逗维多利亚。他离开的时候，我给了他十卢比。

　　我们的房间就像这座城市的其他所有东西一样巨大而空旷，阴影重重，不过看起来还算干净，而且门上有沉重的门闩。

　　“噢，不!”浴室里传来阿姆丽塔的声音。我强忍头痛，三步就跨了过去。

　　“他们没有浴巾，”阿姆丽塔说，“只有洗脸的毛巾。”然后我们一起大笑起来。只要有一个人停下来，另一个人又会开始笑。

　　我们花了十分钟时间在空床上给维多利亚做了个窝，然后脱下被汗水浸透的衣服，冲了冲澡，最后一起钻进薄被单里面。空调发出哐当声和空洞的呼哧声，不远处别的房间冲马桶的声音响得像是爆炸。那声音在我的鼓膜上跳动，仿佛喷气发动机的轰鸣。

　　“祝你好梦，维多利亚。”阿姆丽塔说。宝宝在睡梦中轻轻咕哝了一声。

　　还不到两分钟，我们就睡着了。

　　04

　　打破本土的藩篱后

　　人们在那广阔的庭院中

　　尽情交流，

　　和善地漫步。

　　——普南杜·帕特里

　　“任何东西在晨光里看起来都更加可爱。”阿姆丽塔说。

　　我们在酒店的花园咖啡厅共进早餐。亲切的服务生为我们拿了一把儿童高脚椅，维多利亚坐在上面高兴地发出咕咕声。咖啡厅正对庭院里的花园，脚手架上的工人愉快地互相打着招呼。

　　我一边就着茶一点一点地啃烤松饼，一边阅读英文版的加尔各答报纸。一篇社论呼吁建立更现代的交通系统，报纸上刊登着售卖纱丽和摩托车的广告，满脸笑容的印度家庭成员们高举手中的可口可乐瓶子，同一个版面上还有一具尸体的特写照片——准确地说，是一具支离破碎的尸体，脸像爆掉的轮胎一样稀烂，眼球向外凸出。昨天人们在豪拉车站一口无主的钢制箱子里发现了它——七月十四日，星期四——如有尸体身份的任何线索，请联系政府铁路公司豪拉警务督察，案件号NO.23dt.14.7.77u/s302/301I.P.C(S.R.39/77)。

　　我把报纸叠起来放到桌上。

　　“卢察克先生?早上好!”我起身跟走过来的这位中年印度绅士握手。他个子不高，肤色很浅，头几乎已经秃了，鼻子上架着厚厚的角质框架眼镜，精纺西装富有热带气息，剪裁无可挑剔，而且他握手的动作相当礼貌。“卢察克先生，”他说，“我是迈克尔·莱纳德·查特吉。卢察克夫人，很高兴见到您。”他微微鞠了一躬，握住阿姆丽塔的手，“昨晚未能迎接二位，我向二位致以真诚的歉意。我的司机弄错了航班信息，他告诉我孟买过来的飞机延误到了今天早上。”

　　“没关系。”我说。

　　“但是二位远道而来，却没得到合适的欢迎，实在是失礼了，真是万分抱歉。我们非常高兴看到贤伉俪的到来。”

　　“‘我们’是指谁?”我问道。

　　“请坐。”阿姆丽塔说。

　　“谢谢。多漂亮的孩子!她的眼睛和您一模一样，卢察克夫人。‘我们’是孟加拉作家协会，卢察克先生。我们一直和莫罗先生有来往，也很欣赏他出色的杂志。现在，我们期盼跟您分享最杰出的孟加拉……不，是最杰出的印度诗人的最新作品。”

　　“这么说，M.达斯还活着?”

　　查特吉轻轻笑了起来。“噢，千真万确，卢察克先生。过去六个月以来，我们收到了他的多封信件。”

　　“但是你见过他吗?”我追问，“你确定那就是M.达斯?为什么他会失踪八年?我什么时候能跟他见面?”

　　“慢慢来，卢察克先生。”迈克尔·莱纳德·查特吉说，“慢慢来。我为您和我们作家协会的执行委员会安排了一次初步的会谈。今天下午两点，您方便吗?或者您和夫人希望先休息一天，在城里转转?”

　　我看了一眼阿姆丽塔。我们已经商量好了，如果我不需要翻译，她就和维多利亚一起留在酒店里休息。“今天就很好。”我说。

　　“太好了，太好了!我一点半会派车来。”

　　我们目送迈克尔·莱纳德·查特吉离开咖啡厅。在我们身后，竹子脚手架上的工人正在快活地朝着花园里路过的酒店员工叫喊。维多利亚砰砰拍打着高脚椅的托盘，为窗外的人助威。

　　酒店对面那片杂乱的空地上竖立着印度联合银行的广告牌。广告牌上没有任何图像，只有醒目的黑色字母印在白色的背景上：加尔各答——国家的文化之都?——一种猥琐的定义?作为银行的广告，看起来真让人摸不着头脑。

　　查特吉先生派来的是一辆本地产的普雷米尔，司机身穿卡其色短上衣，头戴帽子。我们驶上乔林基街，在拥堵中缓缓前行，于是我终于有机会一瞥加尔各答白天的风采。

　　堵得水泄不通的街道上什么都有，看起来有些滑稽。行人、三三两两的自行车、富有东方韵味的人力车、轿车、装饰着万字符的平板卡车、数不清的摩托车，还有吱吱嘎嘎的牛车，全都挤在一条狭窄破败的人行道上。牛在大街上闲庭信步，堵塞交通，它们不时把头探进商店里窥探，或是在新鲜的垃圾堆中埋头翻找。说到垃圾堆，不光是路边有，就连马路中央也不能幸免。我们经过的一段路旁，齐膝深的垃圾绵延了三个街区，就像道路两旁的堤坝。很多人满不在乎地在垃圾中跋涉，跟牛和乌鸦争抢能吃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