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夫·格雷斯在壁炉前坐了下来，点起一支烟，盯着灰烬。他握着枪的左手放在膝盖上。木屋外面，鸟儿开始歌唱。屋子里除了写字的沙沙声，一片沉静。

　　当斯蒂夫走出木屋时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他走出木屋，走下了陡峭的小路，沿着狭窄的碎石路回到了他的车上。车库里已经空了，那辆灰色小车已经开走。半英里外另外一栋木屋的炊烟袅袅升起，飘荡在松树和橡树上空。

　　他发动汽车，转了个弯，经过两个由货车车厢改装而成的木椅，然后开上了中间画着白线的主干道，沿着山坡往克雷斯特莱恩驶去。

　　他把车停在路边“世界边缘”旅馆的门前，在柜台那喝了一杯咖啡，走进空荡荡的酒吧后面的一个电话间，关上了门。他让长途接线员接通了洛杉矶的琼博·沃尔特斯的电话，然后打电话给沙罗特夜总会的老板。

　　一个声音温和地说：“这里是沃尔特斯先生家。”

　　“我是斯蒂夫·格雷斯，能请沃尔特斯先生来接一下电话吗?”

　　“请稍等。”咔嗒了一声，另一个生硬冷酷的声音在说，“什么事?”

　　“我是斯蒂夫·格雷斯。我想跟沃尔特斯先生说话。”

　　“对不起，我好像不认识你。现在还有点早吧，朋友。你有什么事?”

　　“他去了奇奥萨小姐家了吗?”

　　“噢，”一阵停顿之后，“你是那个私家侦探，我明白了，你等等，朋友。”

　　又换了一个声音——慵懒，带着一丝极其轻微的爱尔兰口音，“你可以说了，孩子。我是沃尔特斯。”

　　“我是斯蒂夫·格雷斯，我是那个——”

　　“这些我都知道了，孩子，那位女士很好，我想她现在正在楼上睡觉。继续说吧。”

　　“我现在在克雷斯特莱恩的箭头坡，两个男人谋杀了莱奥帕蒂。一个是乔治·米勒，卡尔顿旅馆的夜班审计员，另一个是他的哥哥，一个叫格夫·塔力的前拳击手。塔力的头——被他的弟弟射穿了。米勒逃走了——但他给我留下了一份完整的自白，上面签了字，很详细，很完整。”

　　沃尔特斯慢吞吞地说：“年轻人，你要不是办事干脆利落——就是真的疯了。你最好马上来这里。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们有一个妹妹。”

　　沃尔特斯轻轻地重复了一百遍：“他们有个妹妹……那个逃走的家伙呢?我们可不想给什么乡下警长或者渴望成名的律师知道——”

　　斯蒂夫轻声打断了他：“我想你不用担心这一点，沃尔特斯先生，我想我知道他去了哪里。”

　　他在旅馆里吃了早餐，不是因为他饿了，而是因为他很虚弱。他又钻进车子，滑下长长的山坡，从克雷斯特莱恩向博纳蒂诺驶去，这条路路面平整，路边环绕着又深又险的山谷林阴。有些地方山路凶险，还围上了白色的围栏。

　　那个地方就在克雷斯特莱恩下面两英里处，公路在山肩处有一个急转弯，一些车子停在公路旁边的碎石地上——有私家车、警车和遇难救援车。白色围栏已经被撞断了，人们站在围栏被撞坏的地方向下看。

　　山谷下面800英尺的地方有一辆灰色小车，扭曲而幽静地躺在清晨的阳光下。

　　(本文译者　俞惠娴、蒲若茜)

　　山中太平

　　信是临近正午的时候快递过来的，是那种廉价信封，回邮地址写着：加利福尼亚州彪马区F.S.莱西。里面是一张可以兑现的100美元支票，支票上有福瑞德里克·S.莱西的签名，还附有一张纯白色的信纸，上面有好几处打印重叠的地方。信上面写道：

　　约翰·埃文斯亲启尊敬的先生我从莱恩·埃斯特沃德那里获知了您的大名。

　　我有一件非常紧急且机密的事情需要您的帮助，随信附上定金。如果可能的话，请您于本周四下午或者傍晚来一趟彪马区，入住印第安酋长旅馆，并请拨打2306联系我。

　　此致敬礼福瑞德·莱西我快有一个星期没有接到业务了，这封来信让我很高兴。支票所署的银行距我这只有六个街区的距离，我去那把支票换成了现金，吃完午饭便出发了。

　　山谷很热，到了圣贝纳迪诺山上反而更热了，我把车开到5000英尺高的地方也没觉得凉快了多少，这会儿我已经在高速路上朝着彪马湖的方向开了15英里。50英里的盘山公路我走了40英里才感到了些许凉意，不久，我把车开到了水坝沿着湖的南岸行走，经过了一堆堆的花岗岩和远处七零八落的营地，这下天气才开始凉爽起来。到达彪马区的时候已经快到傍晚了，我早已饿得前胸贴后背。

　　印第安酋长旅馆坐落在街角，是一栋棕色的建筑物，对面则是一个小舞厅。登记过后我就提着行李箱上了楼，房间萧瑟，透着阴冷，地上放置着椭圆形的地毯，双人床安置在角落，破旧的松木墙上除了挂着一个五金店的挂历外什么也没有，那个挂历也由于山上干燥的夏天连边角都卷起来了。洗了一把脸之后我便下楼去觅食。

　　大厅旁的餐厅里人满为患，男人们都穿着运动服满身酒气，女人们都身着便裤或短裤，指甲涂得鲜红，手指却脏兮兮的。一个眉毛浓密的男人四处晃悠着，嘴里咬着一支雪茄。一个身材消瘦的收银员戴着套袖，双眼无神，正努力地捣鼓一个小收音机，试图收听正在好莱坞公园举行的赛马结果，不过由于静电干扰，收音机里杂音很多，就像和了水的土豆泥。在黑暗的角落里有一个五人山村交响乐团，他们穿着紫色的衬衫和白色的外套卖力地演出着，希望能在这嘈杂的屋子里吸引人们的目光。

　　我狼吞虎咽地吃完了他们所谓的正规晚餐，坐在那里喝了一会儿白兰地后就走到了大街上。天色还是很亮，不过霓虹灯已经亮起，傍晚的街道上充斥着各种声音，有汽车尖锐的鸣笛声，酒碗碰撞的声音，靶场的射击声，自动唱片点唱机的音乐声，还有湖里那些高速游艇低哑的隆隆声。邮局的对面立着一个白蓝色的箭头指着电话亭。我沿着一条积满灰尘的小路走过去，来到了一个安静凉爽的地方，路旁生长着茂密的松树。一头温顺的母鹿在我前面的路上漫步，脖子上戴着一个皮圈。电话亭就是一个圆木小屋，小屋的角落放着一些投币公用电话。我走了进去往里面投了一个硬币拨通了2306，一个女人接了电话。

　　我说：“请问福瑞德·莱西先生在吗?”

　　“请问您是哪位?”

　　“我是埃文斯。”

　　“噢，埃文斯先生，莱西先生现在不在。他跟您约好吗?”

　　我才问她一个问题她却反问了我两个，我可不喜欢这样。我说：“您是莱西太太吗?”

　　“是的，我是。”声带过度绷紧使得她的声音听起来有点紧张，不过有些人的声音一直就是这样。

　　“是谈生意，”我说，“他什么时候回来?”

　　“我不太清楚，可能是今天傍晚吧。你有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