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吉尔不再说话，似乎透过眼睛里涌出的泪水看到了过去的那一幕。他从口袋掏出一块手帕，轻拭眼睛，他的手微微发抖。我扭头看向别处，给维吉尔保留一些隐私。身穿雅致平整衣服的人从我们身前穿过庭院，去政府大楼，或从政府大楼里出来，没人理会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只有一条腿的老人。我耐心地等待维吉尔镇定下来，等他平静下来后，他继续说：

　　“卡尔从小路上跑过来，像个疯子一样尖叫，对着林木线上闪烁的炮火开枪。我能听见吉布斯冲卡尔喊叫，让他后退。塔特看见卡尔时，他不再撤退，跳进一棵大树后面。卡尔来到我身边，单膝跪地，身处我和大约四十架AK-47突击步枪之间。他待在那里，用步枪射击，直到快打完子弹。”

　　维吉尔缓慢吸了口气，又一次要落下泪来。“可惜你没看见他那时的样子。他射出最后一发子弹前，用左手拿起我的步枪，同时用两把枪射击。接着他把他的M-16丢到我胸口边，继续用我的步枪射击。我给他的步枪上了新的子弹盒，递给他，再等着及时给我的步枪装子弹。”

　　“卡尔中枪了吗?”

　　“他左胳膊的二头肌处中了一颗子弹，另外一颗子弹在他的钢盔上划了一道痕，还有一颗子弹打掉了他的靴跟，不过他一动也没有动。那是一幅值得铭记的景象。”

　　“我想是的。”我说。

　　自从维吉尔开始讲他的故事以来，他第一次看着我。“你看过那些老电影吗?”他说，“里面同伙中弹，他告诉那位英雄不要管他，先救自己。”

　　“嗯。”我说。

　　“呃，我就是那个同伙。我差不多快死了，我知道。我张开嘴想告诉卡尔救他自己，但是说出来的却是‘别把我丢在这里’。”维吉尔看着他的指尖，他的双手交叠放在他的大腿上。“我害怕，”他说，“比任何时候都怕。卡尔做的一切都是错的——从军事上来说。他在救我，他情愿为我而死，而我能做的则是告诉他‘别把我丢在这里’。我从没感到那么羞耻。”

　　我想说些安慰的话，或者拍拍他的肩，让他知道没有关系，但那会是一种侮辱。我不在那里。我没有权利评判什么有关系什么没关系。

　　“战争进行到最凶险的时候，”他说，“整个排猛烈开火。越共毫不留情地进行了还击。塔特、卡尔和我身在其中。我看见树上的碎叶和裂片像五彩纸屑般落下，曳光弹[1]在我们头顶纵横交错——红色来自我们的枪，绿色来自他们的枪——到处是喧哗、污垢和烟雾。这一切让人惊奇，我仿佛置身事外，不再有疼痛，不再有恐惧。我准备赴死。我看了看四周，发现塔特蹲伏在一棵树后面，尽全力对准目标开火。他的弹盒空了，去拿新的弹盒。就在那时，他脸部中了一枪，倒在地上死了。那是我失去意识之前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情。”

　　“你不知道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问道。

　　“别人告诉我我们得到了空中支援，他们在越共的方位投下了许多凝固汽油弹。卡尔像一块毯子一样覆盖在我身上。如果你仔细看，你还能看到他手臂和脖子后面被烧伤的伤疤。”

　　“对于你们两人来说，那是战争的结束吗?”我问道。

　　“对我是的。”维吉尔说着清了清嗓子。

　　“我们先是在火力基地得到包扎，然后就到了岘港。他们送我去了首尔，但是卡尔从没跨过岘港。他花了些时间康复，后来又回到了队伍里。”

　　“陪审团从没听过这个故事?”我说。

　　“一个字都没听到。”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故事。”我说。

　　“卡尔·艾弗森是个英雄——一个货真价实的英雄。他情愿为我牺牲自己。他不是强奸犯。他没有杀那个女孩。”

　　我迟疑了下才说出我的想法，“但是……这个故事不能证明卡尔是无辜的。”

　　维吉尔白了我一眼，让我头顶发麻，他紧紧地抓住手杖，似乎因为我的无礼要用手杖打我。我等待着他眼神中的愤怒退却，没有动，也没有说话。“你坐在这里，既温暖又安全，”他嘲笑道，“你根本不知道面对死亡是什么感受。”

　　他错了。我没有感觉温暖，他握住手杖把手的指节发白，也让我没有感觉特别安全，虽然他有关面对死亡的部分有道理。“人会变。”我说。

　　“一个人不会头一天跨越枪林弹雨，第二天就谋杀一个小女孩。”他说。

　　“可是他剩下的服役期，你没有跟他在一起，不是吗?你飞回家了，他还待在那里。也许出了一些事。一些事情拧动了他头脑中的一颗螺丝——让他成为会杀死那个女孩的那种人。你自己也说过卡尔在越南杀过人。”

　　“没错，他在越南杀过人，但那跟谋杀那个女孩不同。”

　　维吉尔的话让我想起我跟卡尔的第一次交谈，对于杀人和谋杀之间的区别他的回答十分隐晦。我想维吉尔或许能帮我理解一下，于是我问道：“卡尔说杀人和谋杀不一样。他那么说是什么意思?”我知道答案，但是在我跟卡尔谈这件事之前我想要听听维吉尔的解释。

　　“就像这样，”他说，“你在丛林里杀了一个士兵，你只是在杀人。那不是谋杀，就像在军队之间有一个可以互相杀戮的协议。那是被允许的。那是你要去做的事情。卡尔在越南杀过人，但是他没有谋杀那个女孩。明白我的意思没?”

　　“你欠卡尔·艾弗森一条命，无论如何你都会支持他。但是卡尔告诉我两件事他都做过。他杀过人，也谋杀过人。他说他为这两者感到愧疚。”

　　维吉尔看着地面，因为想到藏在脑中的一些事情脸色变得温和。他用食指的指背擦了擦下巴上的胡子茬儿，点点头，似乎他默默得到了某个结论。“还有一个故事。”他说。

　　“洗耳恭听。”我说。

　　“这个故事我不能告诉你，”他说，“我对卡尔发过誓，绝不告诉任何人。我没有告诉过别人，也永远不会告诉别人。”

　　“不过要是有助于澄清——”

　　“那不是我的故事，是卡尔的。那是他的决定。他从没告诉别人，没告诉他的律师，没有告诉陪审团。我请求他在法庭上讲讲这件事，他拒绝了。”

　　“这件事发生在越南?”

　　“是的。”他说。

　　“它表明了什么?”我问道。

　　我的问题激怒了维吉尔，“出于某些原因，卡尔似乎喜欢跟你交谈。我不明白，不过他似乎愿意让你知情。也许他会告诉你他在越南发生的事情。如果他说起那件事，你就明白了。卡尔·艾弗森根本不会杀害那个女孩。”

　　三

　　跟维吉尔会面后，我顺道去了那位公共律师的办公室取剩下的文件，把它扛回家的路上，我的脑子里闪现着两个不同面向的卡尔·艾弗森。一方面，卡尔是一个在丛林中跪下，为朋友挡子弹的人。另一方面，他是一个变态的混蛋，为了满足他不正常的性需求，就剥夺了一个年轻女孩的生命。同一个人，两个面向。我肩上的箱子里，应该有第一个人如何变为第二个人的解释。我爬上公寓的楼梯，那个箱子沉重得让人难以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