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卡尔，”莱拉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假设，那么剩下继父道格拉斯，继兄丹尼，还有男朋友安迪。”她用手指数着这些名字，“也有可能是我们不知道的某个人，克丽斯特尔认识的某个人，但是她没有在她的日记里提到这个名字，除非是在代码里。”

　　“我们有卷宗，”我说，“我们拥有这个案子的所有证据。也许我们可以搞清楚。”

　　莱拉在沙发上转过身来面对我，把她的脚缩进她的屁股下面，“这个案子是由警察、侦探调查过的，这些人可是靠此为生的。我们不可能弄清什么。过了三十年了。”

　　“假设说，”我说，“我们要调查杀害克丽斯特尔的凶手，我们应该从哪里入手?”

　　“如果是我，”莱拉说，“我会从那个男朋友开始。”

　　“安迪·费希尔?”

　　“他是最后看到她的人。”

　　“我们应该问他什么?”

　　“你一直说我们，”莱拉说，一丝怀疑的笑容划过她的脸庞，“没有我们。这是你的刑侦队。”

　　“我不知道你是否了解到这一点，但你是这里更聪明的那一位。”我开玩笑道。

　　“那么，你也是更漂亮的那一位?”她说。

　　“不，你是更漂亮的。”我说，等待她的反应——一丝笑容，也许一个眨眼，表示她听到了我的赞美。但什么也没有。

　　自从我在过道第一次看见莱拉，我就一直在她周围打转，试图越过她围砌起来的那道墙，那道让我敬而远之的墙，她跟杰里米头一次见面的那天她为他拆毁的墙。我想看她笑，跟我同乐，就像她跟杰里米在一起时那样。但是我所有隐晦的赞美和幽默尝试像潮湿的爆竹一般以失败告终。我在盘算用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一种无论如何可以保证有反应的方式。我要邀请莱拉出去约会。在我开玩笑说她漂亮时，我想到这就是最佳时机。我起身走向厨房，不是为了什么，只是实施一种懦怯的拖延战术。一旦我们之间有了一点距离，我支支吾吾开口了。

　　“你知道……我一直在想……我是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出去。”我脱口而出。她大感诧异，嘴唇张开似乎要说话，但停住了，似乎她不知道该说什么。

　　“比如，约会?”她说。

　　“我们不必叫它约会。”

　　“乔，我不是……”她低头看向咖啡桌，肩膀前倾，手指摩挲着她的运动裤，“那只是一顿意大利面晚餐，记得吗?没有其他的。”

　　“我们可以去一个意大利餐厅。那仍然是一顿意大利面晚餐。”

　　寂静充满房间。我屏住呼吸等待莱拉的回应。最后，她看着我说道：“为了美国文学课，我去看一场戏剧的话，可以拿到额外的学分。它在感恩节的那个周末放映。那个星期五我能拿到两张票。这不是一次约会，这只是额外的学分。就这么定了。你觉得可以吗?”

　　“我爱戏剧。”我说。事实上，我从没看过一场戏剧，除了高中戏剧俱乐部在赛前动员会上表演的幽默短剧和小品。“这部剧叫什么名字?”

　　“玻璃动物园。”她说。

　　“好的，”我说，“这是一次约会……我是说……这不是一次约会。”

　　八

　　我们通过安迪·费希尔曾就读中学的脸书页面上的校友录找到了他。安迪·费希尔，现在更常被称作安迪，从他的父亲那里继承了一个保险代理公司，在明尼苏达金色山谷东边的一个商业广场设立了一间办公室。

　　安迪·费希尔老得厉害。他男孩似的头发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覆盖了大半个头的僧侣般的秃斑，从头后面一直蔓延到前面，只留下一小绺头发在他的前额鬈曲着，就像一个旧的尖桩围栏。他的腰围从超负荷的皮带凸出，眼睛下面的黑眼圈形成了暗沉不褪的新月形。他坐在一间廉价的镶板办公室里，墙上挂着一排狩猎和捕鱼的小型纪念品。

　　我们走进去的时候，安迪走到寂寥的接待区迎接我们，他伸出手和我握手。“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他说，带着一个推销员的热情，“不，等等，让我猜猜。”他往平板玻璃窗外瞄了一眼我那辆生锈的雅阁，笑了，“你想买辆新车，需要一个保险报价。”

　　“说实在的，”我直视他的眼睛说，“我们希望你能跟我们谈谈克丽斯特尔·哈根。”

　　“克丽斯特尔·哈根?”笑容从他的脸上消失，“你们是什么人?”

　　“我是乔·塔尔伯特。我是一名大学生，这是……呃……”

　　“我是他的同学，莱拉。”她说。

　　我继续说：“我们在写一个有关克丽斯特尔之死的故事。”

　　“为什么?”他说，“那是很久之前的事了。”一时间他看上去有些悲伤，接着他甩掉那些记忆，“那些我都忘了。我不想谈。”

　　“这很重要。”我说。

　　“这怎么会重要?”他说，“这是陈芝麻烂谷子了。他们抓到了那个家伙：卡尔·艾弗森。他就住在她家隔壁。我觉得你们可以离开了。”他背对我们，朝他的办公室走去。

　　“要是我们告诉你我们认为卡尔·艾弗森可能是清白的呢?”莱拉没有经过考虑地脱口而出。我们看着彼此，她耸了耸肩。费希尔站在他办公室门口，深吸了一口气，但是没有转过身来看我们。

　　“我们只需要你一点点时间。”我说。

　　“为什么总也摆脱不了这件事情?”安迪自言自语，走进他的办公室。我们没有离开。他坐在他的办公桌前，四周是无生命的动物头颅，他没有看我们。我们等待着，过了一会儿，他没有抬头，抬起两根手指招呼我们进去。我们走了进去，坐在他办公桌对面的客户椅子上，不知道该怎么开始这场谈话。这时他说：“有些晚上我会在梦中看见她，那个时候她……甜美……年轻。然后梦变黑暗，我们在墓地。她沉入地面，叫着我的名字。我就会浑身冷汗地醒来。”

　　“她叫你的名字?”我说，“为什么?你当时没有做错任何事?是吧?”

　　他冷淡地看着我，“那个案子把可怜的我的生活搞得一团糟。”

　　我本应该更有同情心，但是听见这个家伙悲叹“可怜的我”有点引起我的反感。“那也毁了克丽斯特尔·哈根的一生，”我说，“你不觉得?”

　　“孩子，”安迪竖起他的手指，用拇指比了一英寸的距离，“你们就差这点儿就要被赶出去。”

　　“对于你来说，那肯定是一段非常糟糕的时光。”莱拉用安慰的语气插话道，意识到蜂蜜对熊更有吸引力。

　　“那时我十六岁，”安迪说，“我没有做错任何事，这一点用也没有。人们对我避之唯恐不及。即使他们逮捕了艾弗森，谣言四起，说我杀了她。”安迪一阵激动，下巴上的肌肉抽动。“他们埋葬她的那天，我去给棺材上抛了一撮土……在他们把棺材放下去后。她母亲冷眼瞪着我，吓得我不敢动弹——仿佛克丽斯特尔的死是我的过错。”安迪的嘴角下撇，似乎要哭出来。他花了会儿工夫让自己打起精神。“我永远忘不了那个眼神——她眼中的指责。每当我想起埋葬克丽斯特尔的那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她的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