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沃伦县的家庭法院系统在这场离婚诉讼的过程中没有让查理占上风，那北汉普顿的常规法院也没偏向他。查理在那个法庭上被控跟踪、破门而入、侵犯和骚扰。这是个犯罪的指控，比他离婚的局面复杂多了，面对的还是个非常激进、令人生畏的检察官。查理本来打算像处理离婚事件那样继续为自己辩护，但他很快意识到，这已经远远超出自己的能力了。

　　查理需要开具财务状况来证明自己只有能力请得起一位公共辩护律师。他将所有外部必需花销统统列出来，诸如每月1460美元的抚养费、心理咨询费用、信用卡最低还款额度。他好像忽略了每日最基本的个人花销，单子上没有房租和饭钱，对于他来说，这些滑稽的物质需求并不是必须满足的。查理没有将它们列在单子上，就是觉得这不是必须存在的。他算是彻底破产了，在法院看来他的生活水平在净收入的支撑下维持得再健康不过了，所以公共辩护律师的申请被拒绝了。现在他不得不自己花钱找个代理律师来，这让他过得更加窘迫。他从黄页上翻找出一个律师，付了钱。但这段关系仅仅维持了三天，那律师就放弃了。他声称查尔斯·库伦的性格让他做这个案子太“艰难”了。由于无法在庭上发泄自己的怒火，查理将这一切怨愤转嫁到自己的这位前任律师头上。他给法庭写了一封情绪暴躁的长篇信件，将自己与这个法律方面的专业人士做对比。“一个护士会中途放弃、离开自己的病人吗?!不，他不会。为什么不?因为这是不道德的!也是不专业的!”这封发泄的投诉信并没有改善他的处境。从目前的状况看来，除了代表自己出庭以外，他没有别的选择了。

　　查理对法庭几乎一无所知，他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8月10日那天，他放弃了，承认了自己骚扰和侵害的罪行。法庭给出的判决是罚款和缓刑，没有送他进监狱。他可以自由地回家去了。到家之后，他又一次尝试了自杀，这次在药片和酒的作用下，他开车跑到了沃伦医院的急诊室。这种放任自己的行为和再熟悉不过的无助戏码或多或少帮他缓解了一些压力，就好像打喷嚏或是其他的一些日常举动一样，虽然有效，不过持续的时间很短。第二天晚上医院就让查理在雾气蒙蒙的天空下自己驱车回家了。

　　即便才8月份，地下室公寓却出乎意料地冷，屋中唯一的声响就是壁炉上那个座钟指针走动时发出的沉闷的嘀嗒声。米歇尔有电话，他也知道她的家在哪儿，但无论哪种方式都会让他违反自己的禁止令。他试图让自己保持缄默，但终究还是需要开口说话的。他听着座钟的声音，牙齿伴随着时钟的节奏上下磕碰，哐哐哐……两只眼睛盯着前方桌子上的酒瓶轮流地睁了闭、闭了睁，看着它在自己面前左右变换着跳起了舞。就在他开始奋笔疾书给法官写一封长长的信件时，他的手肘在换行的过程中不停地敲击着厨房的塑料贴面。

　　“米歇尔·汤姆林森和我之间发生过性关系。”他如此写道。法官没有真正看清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起码没有像他所预期的那样了解他。但是查理却将这些法官看得很透彻。他在信中继续写道，那些人曾经是自己的病人。就在圣巴拿巴烧伤病房中心，为了减少感染的概率，这些脆弱的人在他的面前被脱去了长袍，每日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着氧气的获取。他一直写着，写到天空被清晨的朝阳浸染了一抹亮色。他刷着牙，往池子里吐了一口鲜红的口水。然后他去见乔治，那个法官任命的家庭服务顾问，那个决定着库伦和他的孩子们未来的人。

　　查理非常想留孩子们在身边，尤其是现在。这些小孩儿无疑会成为查理最真诚的粉丝。他们是需要照顾的，是有依赖性的，正如那些在重症监护病房中被护理的病人一般。他坚信自己有一天真的会成为孩子们期待的那种人：一个慈爱的父亲，一个很好的朋友，一个富有同情心、能照顾他们的人。确实在某些人眼中他就是这样的。比如一些同为护士的同事，比如他的母亲，比如曾经的阿德里安娜以及米歇尔。也许，他思忖着，如果能把孩子们留在身边，他是可以让他们爱上自己的，他们也会用那样的眼光看自己。如果查理得到了他们的关注，获取了满足感，他也许就不会做什么傻事而冒险失去他们了，也许他就没有什么理由再给医院那些像纳托丽女士那种无辜的病患下药了。查理会成为一个好父亲，一名好护士，一个乔治和家庭法院都乐于看见的好男人。乔治最后给出的建议将会是成就这种潜在未来的关键，所以每次在进行这些强制性访谈的时候，查理都会警告自己，一定要保持清醒，精神状态良好。

　　当然了，对于查理一直在杀人这件事，乔治确实一无所知，但他很清楚地知道查理过于频繁地尝试自杀，或是经常用这种方式装腔作势地闹一场。乔治还从库伦的文件中注意到自杀的行为是“最严重、最终极的虐待、放弃手段，此等行为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有可能会作用于其子女”。过了几天，阿德里安娜的律师就在家庭法庭上使用了这份报告，综合查理酗酒的其他证据，以及阿德里安娜在因家庭暴力报警时所做的笔录留下的证词—“如果将他和我们的女儿单独留在一起，很可能会对他本人及我们的孩子构成生命威胁”，查理没有一点儿还击的余地。唯一还可以发挥自己的庄严的舞台，只剩下医院一个地方了。

　　1993年，9月1日

　　01

　　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什么，决定还没有成形。不过他最近确实总是往重症监护病房跑，找合适的目标下手。一位叫海伦·迪恩的病人预计明天出院。她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女人，刚刚从乳腺癌的手术中恢复过来，有个成年儿子，叫拉里，貌似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她的床边。这个细节不知怎么的，莫名地促使查理做出了一个决定。

　　地高辛(一种强心剂)存放在小玻璃瓶里，被整齐地码放在专门的塑料盒子中，放置在医院的药物橱柜内。在重症监护病房，地高辛是一种很常见的药物，被护士们简称为“地高”，有的时候在表格上填写药物名称时甚至就简单地写个“地”字。它是一种主要来自毛地黄的毒性强心糖苷。地高是医院用来减缓快速性心房颤动、心房扑动心室率的药物。查理一共拿了3管药，他思考着，3个0.5毫克的，一共1.5毫克，干扰肌肉运作足够了。他像变魔术一般将药物打入注射器，径直走进了病房。

　　据拉里·迪恩回忆，那个男护士走进来的时候，他正坐在母亲的病床边。他当时立刻就产生了一种别扭的奇怪感觉。因为自从母亲住院以来，拉里每天都陪在床前，他认识每一个护士，至少混个脸熟，如果是个男护士，他肯定会记得更深刻。但是他从来没有看见过这家伙，这是很奇怪的。而更奇怪的是，这家伙不像别的护士那样穿蓝色的工作服，而是穿了一身白色的衣服，像个卖冰淇淋的小贩。

　　这个一袭白衣的护士告诉拉里“你必须得离开这个房间”。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面无表情，甚至跟他没有任何的眼神交流。所以，拉里听从了他的命令，转身走到大厅喝了杯咖啡。10分钟以后当他回到房间时，看见自己的母亲生气地独自一人坐在病床上。“他扎了我!”她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