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两周里，因为凯瑟琳重新回到她丈夫身边的这件事儿已经给查理带来了极大的打击，所以他不得不将自己所有的注意力转向来自护士长的这次威胁。再有一次，这太不公平了。查理感觉不仅仅是蕙兰一个人这么看他，整个办公室的人应该都有所察觉了，所以他干脆跟蕙兰摊牌，就在那间封闭的屋子里。如果他们真的认为他是个坏人，他干脆直接辞职好了。他可以现在就辞职，如果这能让他们高兴的话。这不就是他们想要的吗?查理生气地离开了那间屋子，摔门而去，生气地开车回了家。他又一次拿出了自己的打字机，把这件事落实到了官方文件上，并且真的交出了单位钥匙。这次的辞职信上全篇都用的是大写字母，字里行间全是“!”和“?”用来强调语气。他很生气，所以发泄出来的感觉很爽。他告诉他们，自己即将拥有170个小时的带薪休假(他因为完美的出勤率而应得的带薪假期)，但是其实他一丁点儿都不在乎，大可不要。他可以对他们说“你们自己留着吧”的感觉实在太好了，他让他们用这些剩下来的奖金另寻他人。这可是种很宽厚的姿态，跟自寻死路差不多了。除了一个仗义却心存委屈的人、一个纯粹善良的好人外，谁愿意将这样的便宜丢开不要?尤其对查尔斯·库伦这种陷入窘迫之境正缺钱的人来说。查理开车找到了一个邮筒，陶醉于这些话给自己带来的后遗症里，无法自拔。他将金属把手扳下，把信从缝里塞了进去。在回家摔门坐下之后，还是不放心，又跑回去看了一眼。当他发现那封信真的被邮走了之后，才彻底反应过来自己都干了些什么。他飞速跑回家，重新快速起草了另一封信，期望着可以赶上头一封，但很明显，想挽回这一切已经太晚了。

　　蕙兰收到了查理的辞职信后欣然接受。他可以在一些没人愿意值班的时间段替班，但严格说来顶多算是个自由职业者、派遣员，以后结工资就按天算了。查理不得不勉强接受这个结果，于是他的名字重新出现在了亨特医院的排班表上。不过，他后来再也没真正露过面，而是独自一人躲在自己的地下室公寓里，任由电话一遍又一遍地响着。这种时刻，他再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的强大，忽略他们，他屏住呼吸，决定将自己的这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展现给所有人看：他的前妻、他的家庭、米歇尔、凯瑟琳、蕙兰……最后，电话铃声还是停了。

　　上帝关上了那个曾经照在他身上的聚光灯，到头来只剩他孤身一人蜷缩在地下室的公寓内，时不时地看看空空如也的邮箱。最后一封来自亨特医院的信摆在了他的面前，上面写着讽刺的祝福语：“祝您以后前程似锦，事业顺利。”查理再一次拿出了自己的电子打字机，将当初跟妻子离婚时那个辩护律师写的陈述信拽了出来，将自己的悲惨境遇套用在那个咄咄逼人的语境和格式中，显得很官方，而且充满威胁的味道：

　　他们一直在房间里面试新人。在劳瑞塔找我之前，就有人告诉过我，曾经有一个参加面试的人还问了劳瑞塔：“既然你们还没做出关于查理的决定，我们为什么要参加面试?”

　　那个人所得到的回应是这样的：“这件事压根儿没什么可担心的，他太不稳定了。”

　　如果劳瑞塔可以如此随意且不加掩饰地告诉我的其他同事我是个不稳定的人，那她也应该毫不掩饰地解释一下为什么她没有坚持让我接受检查，或是至少不要让我这么一个“不稳定”的同事继续工作;她还应该向他们解释，干吗还要提供给我一个兼职岗位。

　　查理没有发现其实自己正在跟自己较劲儿的这个事实，他只是觉得自己在很正常地争辩而已。这个三段论般的演绎推理最后变成了这个样子：

　　一个“危险的”“不稳定的”护士就不应该被排到值班表上。这是医院的管理层决定将他放到那个值班表上的。

　　因此，查理不危险，关于他的那些投诉也都是不公平的，查理是整个事件的唯一受害者。

　　当然了，亨特医院没有给他回这封信，还赔上了他6周的无业生活以及170个小时的带薪假期。还好，不算一无所获，至少这次的事件给他上了宝贵的一课：永远别把要说的话冲动地写到纸上。

　　1996年，10月

　　01

　　从亨特医院辞职出来后，查理继续沿着大路往前开车，前往默里森纪念医院申请新的工作。默里森医院的人力部门通过一个专业服务机构(卡尔克研究所)严格审查了库伦的工作背景。尽管在调查中发现他填写的换工作的具体时间跟调查结果有点儿对不上号，但他们还是决定雇用查理。毕竟，没有人会真记得被雇用和被解雇的具体时间，甚至在亨特医院工作了9年的注册护士和沃伦医院、圣巴拿巴的护士们都记不清到底他是什么时候出现、什么时候离开的。默里森医院需要请人来填补没人值的班，所以轮到查理的时候，排出来的结果是每周工作75个小时，额外还有其他一些空岗的时段。他的时薪也飙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每小时23.27美元，从早7点工作到晚7点，还是在心脏监护病房。不过，查理还处于步履蹒跚的状态，没有完全恢复，并没有在默里森将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

　　早班接班的人来了以后，看见查理的病人倒在血泊之中，水槽里堆了25条医用毛巾，垃圾堆得快碰到柜台了。在病人事故报告中，这一切都被详细地记录下来。当查理看到的时候，觉得非常吃惊，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些小护士居然连毛巾的数量都数得那么清楚，然后记了下来，太可悲了。一个病人告诉查理的领导，说他要报警，但没打电话，反倒被查理教育了一通。查理知道，其实他们都在死死地盯着自己。之前他也经历过这种情况，默里森医院确实也盯上他了。他们已经注意到了他的工作方式，特别是他给病人开的那些药，似乎查理是个很粗心的人，总是给患者开错肝素或是得普利麻13的剂量。在默里森的日子还不到一年，查理就被开除了。原因不是残杀病人，虽然他自己很肯定这是最大的理由，实际上这次他也就只杀死了一两个，他也记不太清了。他们用的是“表现不佳”和他们时常挂在嘴边的“实践经验不够”这种无聊的理由。他的上司很为医院的名声和病人们担忧，因为如果发生太多次事故，连病人都要投诉了。

　　此次事件中，压倒一切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名男患者—查理记不得他的名字了。这个病人本来是要第二天早上做手术的，所以医生给他开了常用剂量的肝素。而他的护士查理先生应该按时为他注射，但他没有，结果他死了。当班的医生暴跳如雷，狠狠低吼了查理一顿。事后，他给出了一个最站不住脚的理由，这是个意外事故。虽然在别人看来这显然是个借口，但对于查理来说，这确实不是故意的，他压根儿没有动过杀念，或许正因为他没有要努力弄死他，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查理每次犯的错误跟病人的死亡总是没有什么明确的联系，但是对那些病人产生的潜在危险还是显而易见的。行政部的经理丽莎·加努恩描述他的工作时用到了“不可原谅的”，她的那些担忧也同样得到了心血管科主任约翰·巴纳斯博士的认同。加努恩还在上面继续写道：“对查理是否有能力提供安全的护理同样表示担忧。”这个报告之后，变化就立刻在查理的排班表上体现出来，他被送到了既忙碌又不会造成伤害的部门去工作了，继而又被通知回家待了一周的时间。查理深感委屈，但并没有做任何的辩解，起码没上来就反驳。他径自开车回了家，倒在沙发上等着电话响起。后来电话终于响了，是行政经理的秘书，约见他参加一次会议面谈。查理不想去，他直接回绝了那个秘书：“如果他们要想开除我，直接电话通知就可以了。”说完就挂了电话。大概一小时之后，加努恩又打了回来。这一次，轮到查理不接电话了，他琢磨着，哼，现在你们知道打电话了?他还是没接。加努恩继续打，后来不得不在答录机上留言：“查理，我们需要你过来一趟，我们得和你谈谈。”查理思索着，是啊，现在他们倒是需要我了。那一天是8月13日，他很生气，并且下定决心再也不回去了。几个留言之后，加努恩终于放弃了尝试，只得让查理把他的医院工作证以及其他相关物品归还。“对你的解雇从今日开始生效。”那一天是8月14日。几天之后，查理还是去了，比平时周六值晚班时早到了一会儿，自己的名字已然被人从排班的白板上划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