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他很早就上班了，还是9月22日。查理快速走到斯特克兰德先生的病房往里面看。那个男人，或是别的什么人，反正还躺在床上。他回到走廊检查表格，使用移动管理数据，尽量避开护士站的其他人。

　　当时是晚上7点05分，他轮岗的夜班才刚刚开始几分钟，但是他着实等不及了。他将药品推车送回护士站，准备交接班。

　　有些时候，查理没有耐心去处理这些细节问题，但是他今天做了。白班的护士将所有需要交接的细节都用不同颜色的笔画在了图标上，查理早就从系统里看到斯特克兰德先生的药物使用记录了。

　　那天早上，斯特克兰德先生像往常一样检查了血常规，做了血糖测试。实验室在测试的血液样品结果中没有看到一点儿葡萄糖含量，他们以为一定是检测的某个步骤出现了误差，因为一个人如果血糖含量为零是不可能还活着的。他们根本无法想象，斯特克兰德在过去的3个小时中一直处于极度低血糖的状态。随着早晨时间的流逝，当太阳完全升起的时候，斯特克兰德先生饱受饥饿的大脑已经开始慢慢吞噬他仅剩的那点儿生命了。

　　他的女儿是中午时分到的医院，这次同她一起来探病的是已经快成年的大儿子。查理以前见过这个男孩，而且每次在他探访的时候都尽量避免发生正面接触。很显然，他是第一个发现自己外祖父出现问题的人。

　　男孩发现斯特克兰德先生的胳膊发生了轻微的抽搐，这是人体最初的应激反应，而且是很难被发现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斯特克兰德先生体内的葡萄糖储备已经消耗殆尽，抽搐也逐渐扩散，直到全身都发生了严重的抽搐，即使对护士来说，看到一个男人在病床上如此严重地抽搐也是很可怕的。呼叫器大声鸣叫着，家属哭喊着寻求帮助，斯特克兰德好像触电了一般在床上不停地抖动着，这是他的脑叶在脉冲的刺激下发生的痉挛，护士一整天都在给他注入葡萄糖，但他还是一次次陷入病危。那个儿子指着那些昂贵的医疗设备吼道：“这些破机器都是用来干吗的?”

　　查理重新从系统里调出斯特克兰德的数据，又看了一遍，研究着他发病的规律和急救的时间。之后，查理又去了蛛网系统，打算寻找自己的下一个目标。这家伙可以活下去了，至少身体能存活下去了，他会一直留在萨默赛特。在这之后，查尔斯·库伦花了整整两星期的时间，终于用一剂地高辛在午夜时分将斯特克兰德先生干掉了，但是斯特克兰德先生的用药记录里是肯定无迹可寻的，蛛网系统记录里也没有查理的申领记录，整个系统也没有出现任何取消申领地高辛的记录。查理很在行的。

　　每一个病人的身体都会呈现出很多对生命造成威胁的不同症状，而病房中所使用的很多种药物也都有可能加速病情恶化。这些事情发生以后，他真正能记住的也就数得过来的那么几个。比如梅尔文·西姆科那样的病人，从5月开始入院，有四个孩子，是一个公司的经理。在入院的时候，查理给他使用了硝普钠，直到他的血液稀薄到毫无用处。还有一个叫克里斯托弗的吸毒者，来到重症监护病房的时候，他的大脑大部分已经死亡了。接着是菲利普·格雷格，貌似有人想要毒死他，但是就差那么一点儿剂量，杀人未遂，送到这边抢救来了。弗朗西斯·阿格达在查理给她注射过量胰岛素之后，血糖检测的图标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科瑞肯特的心脏则是跟斯特克兰德先生一样，在被注射过量地高辛后停止了跳动。

　　事实上，病人们的变化是难以预测且一直不会停止的，尤其是在重症监护病房。没有什么停止的理由，所以查理也不会让这些人保持不变的状态。唯一令人惊讶的就是，时间已经过去了16年，而这一切似乎还是如当初一样简单。

　　05

　　每一个案件都是从一个电话开始的，然后调度台派一辆车到达现场，穿制服的人们在事故发生的地点仔细检查尸体，有些事故在他们看来是自杀事件，他们管这叫“自杀性死亡”。如果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是自杀事件，而他们又无从定夺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他们就将这些案子定为凶杀案。

　　每一具尸体都代表一起死亡事件，但并不是所有的死亡事件都有犯罪现场。一般情况下，非常年轻的受害者大多是事故死亡，而年纪很大的是自然死亡，其他剩下的那些人大多是被枪杀致死的—至少，在纽瓦克是这样。自杀并不总是看起来像自杀，比如一个人从一个住宅楼上呼啸而下，那自然就会产生一个问题：是他自己跳下来的，还是被人推下来的?根据数据统计结果显示，抑郁症患者不会跳下来，他们会让自己的身体直接跌下来。拿出录像带检查过去的那些数据表格，你会发现，如果是枪击致死，而凶器还遗留在现场的话，那多半是自杀，无论有多少个弹孔遗留在现场;而躺在角落的尸体多半是被谋杀的;那些死在车上的尸体看起来总是特别糟糕;而出现在河中的弃尸则充满了神秘感。你总是可以从不同管辖范围内的警察口中听到各式各样的坊间传言，和大家最近正在办的案子。

　　值班警探在他24小时的当班时间内，无论接到什么案子都得展开调查。有的时候可能他很幸运，什么案子都没接到。当提姆·布劳恩还在纽瓦克的时候，有那么一个特殊的晚上，他一下接到了四个报警电话。就这几天的时间，似乎他对尸体有着格外的吸引力，像磁铁一样，招了一堆案子。局里当班的警察根据所有警探所在当值区块的分布图，将那些案件根据轻重缓急分配下去，只要有一个新的谋杀案发生，他们就会重新将所有的案件打乱顺序再排列一次。最上面的案子被他们称之为“红球”，每个人都想将这种案子尽快处理掉，一般这样的案子是享有最高优先权的。在纽瓦克，如果在提姆之前有其他新闻记者到达了现场，那这事儿一定是红球级别的案子。如果有个孩子或是市长的白痴儿子不小心涉及了一个案子，分类也肯定是红球级别。不过，这是可以改变的。红球只是一个临时代码，每一个当下最棘手的案件，可能很快就会变成被冷处理的案子;每个新发生的谋杀案都有可能在重新洗牌后替代它，被放到档案文件的最上端;每一具最新被发现的尸体也都有可能抢夺掉现在享有优先权的那一具;每个电话都有可能重置他们面前飞速转动的时钟。

　　提姆·布劳恩生平看到的第一具尸体是他在圣巴拿巴医疗中心做安全警卫的时候。他的家乡在新泽西的利文斯顿。那时候的提姆还是个少年，生命充满了活力，好像什么事儿都伤害不了他。对他来说，那些上了年纪的尸体不算是真的尸体—他们不过是匿名者的躯壳，偶尔过来一个可爱的护士问询时，“大提姆”总会以此为谈资跟她聊一聊。第一个让提姆在意的尸体出现得很晚，当时他已经当上了巡逻警察，作为一名新人，每天穿着制服随时等待着响应调度台的召唤。那天，发现尸体的是一个渔夫，他领着提姆穿过一片芦苇丛来到河边。那个躺在泥里的家伙穿着很普通的衣服，钱包和鞋都在。如果不是脖子上那条划过的红线和他弯曲得好像诡异的微笑一般的苍白脊骨，这具尸体看上去还算是正常的。他是受害者(victim)，警察们习惯性地叫着单音节的缩写“vic.”。在外人听来，这些执法者或许有些过于粗鲁了，不够尊重死者，但其实所有关于死亡的官方用语都是冷漠的，大家故意这样做，以便可以更加专业，不掺杂个人感情地处理案件。看得太多，如果掺杂了过多的私人感情，那工作就没法进行了。不过，对于还是新人的提姆来说，他还没有学到这一点。那个秋天，提姆参加了考试，被调职到了纽瓦克，开始了在凶杀重案组的职业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