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姆试图在表面上保持冷静，但脑海里有一个声音一直在不停地吼叫着同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律师会在做问询的时候不做任何记录?提姆想着要不要真的问这个问题。转念一想，还不如不问，直接揍一顿算了。再后来，他的脑海中出现了停车场。

　　尼托里开始掌握主权，调换角色，开始问问题，询问他们是否找到了什么有用的线索，除了常规背景调查以外是否有什么其他有用的东西，但是提姆和丹尼没工夫陪他玩这个游戏。5分钟后，他们主动结束了这次会谈。提姆一直强忍着没有发作，直到他们开车上了高速才爆发出来，他一边使劲儿敲打着方向盘，一边吼道：“好的，现在来看看，他们到底都准备了多少谎话来对付我们。”

　　“我告诉你这都是什么，都是扯淡!”丹尼也生气了。每一种形式的调查，最后都会落在纸面上，留有记录的。警察们太了解这些了，律师们—尤其是之前还做过检察官助理的家伙—更是知道这一点。有打印的文件、记录、备忘录、日期簿。你一定会列单子，也一定会在问询的过程中做记录—至少，你起码应该将姓名和电话号码写在一张纸上，这样你才知道到底在跟谁说话。一次长达5个月的调查，6起可疑的死亡案件，一整个病区的护士，这家伙居然连在一张纸上的涂鸦都没有?

　　“这就是律师，”提姆说着大力踩下了油门，在快速车道上甩掉了很多车，“除了做案头工作，他们还擅长干什么事儿?难不成蠢到连个账单都写不出来?”

　　“也许正是因为他们不想让自己显得太蠢，”丹尼说道，“不想让警察们看见他们到底把事情搞得有多糟。”

　　提姆可以想象得出来—洛克，那个私人侦探，从头到尾看着这些病例，也许跟他们一样逐渐发现了点儿眉目。这很好，但对现实毫无帮助。

　　他们除了给他一份备忘录和一个名字以外，什么都没有了：查尔斯·库伦，一个“怪胎”，还不是个嫌犯，一个过去的生活亮过红灯的人。丹尼坐在副驾驶座，盯着窗外的高速公路，想着如果他们要真是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了，干吗还给他们这些东西。

　　11

　　天亮了之后，丹尼接替提姆继续开，驱车向西往宾夕法尼亚州开去，他们打算去宾夕法尼亚州的警局。杰拉尔德·沃尔什下士、州警伊根和布什克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给丹尼做了案件简述。听完查尔斯·库伦在圣卢克医学中心的事件介绍之后，丹尼又重新开车回到了东部78号大道上。刚好赶着跟提姆见面，他们一边说这次的收获，一边吃这顿迟来的午餐。这次他们选了个室内的餐厅，挑了紧靠后面的座位，以便丹尼可以畅所欲言。宾夕法尼亚警局开展的调查从开始算起已经快一年的时间了，而且从头至尾一直都是个弥天大谎。他们手头有尸体，有实物的证据，有几十个愿意合作的证人和一个巨大的疑团—所有警察在调查凶杀案件时所需要的东西都有了，齐全了，就是没有个令人满意的结局。

　　根据宾夕法尼亚州警局提供的文件，当时给警察们打电话的并不是圣卢克医院的管理层，而是一个在圣卢克工作的叫帕特·麦德林的护士。她在自己工作的病房见证了几起不同寻常的死亡案件，也曾经目睹查尔斯·库伦私自在药房里拿出过危险药品。麦德林很确信，库伦跟这些非正常的死亡案件脱不了干系，她曾经对圣卢克的管理层施压，希望他们能对此做出些举措，但圣卢克医院的领导们告诉麦德林，库伦护士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病人，他们关于此类案件的调查已经告一段落，无须继续追查。

　　帕特·麦德林对这个答案很不满意。在2002年8月29日，麦德林站了出来，把这件事讲给了一个在宾夕法尼亚伊斯顿警局当警察的熟人。整件事情就从这里如雪球一般越滚越大：这个警察把这个故事讲给了他的队长，队长将这个又转述给了警局的检察官，而这位检察官先生将此事上报到了雷海郡地方检察院一个叫詹姆斯·马汀的律师那里。一传十，十传百。终于有一天，宾夕法尼亚的州警将圣卢克的一些在职员工请到了他们的办公室里喝茶，而这期间发生在夜班时段的死亡故事也一直没有停歇。

　　护士琳恩·塔斯特在问询过程中反映了很多问题。她说自从库伦护士帮他们准备输液袋起，“病房中的病人”就突然而奇怪地逐渐死去了。护士罗宾·索尔斯伯里曾经看到查尔斯·库伦在她的病人突然发病、不幸去世之前不久从病房里偷偷地溜了出来。后来，每当索尔斯伯里想起库伦盯着病房的心电图检测器的表情时都会不寒而栗。到了后来，她甚至不敢看着库伦的眼睛跟他说话。索尔斯伯里是一个化学博士，她坚信病人被注射了普鲁卡因酰胺—正是他们发现库伦后来从架子上取走扔到垃圾桶里的一种药。

　　她坚信自从库伦来到医院之后，重症监护病房的死亡率上升了很多。护士塔斯特做了一次运算，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库伦护士当班时间占26%，但不知怎么的，在所有去世的病人中，有58%都赶上他的轮班时段。另一个护士回忆道，库伦在重症监护病房工作的时候，每月平均有20～22次急救发生。但当查理离开他们医院的时候，连续6个月的时间，一次急救都没有发生过。受州政府委派，验尸官扎卡里·雷斯科和斯高特·格雷姆开始调查成堆的病例文件，查找真相。私下里，雷斯科说不清这个库伦到底要对多少起死亡案件负责，从他现在所知道的情况来看，很可能有50起，当然，他很有可能也是无辜的，1起都没有。他确实抱着怀疑的态度，但光有怀疑是远远不够的，在这种情况下，不立刻找出真相，会非常危险。只有科学才能验证这一切，给出确凿的真相。为此，检察官还从其他地方聘请了一个医学病理专家：伊西铎·米哈吉斯医生—同样参与了几年前沃伦医院关于海伦·迪恩可疑死亡事件的调查。他曾经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研究圣卢克选出来的17个病人的病例，但依旧没有找到任何可以作为证据的书面材料。在调查期间，查尔斯·库伦已经转院，拿着一份写得很中立的推荐信，到萨默赛特郡医疗中心开始了新的工作。

　　圣卢克医院留下的关于库伦的人事档案再正常不过了。就是一个特别简单而无趣的故事，一个护士在反复出现工作失误被斥责后引咎辞职，仅此而已。“查尔斯辞职”是员工职位变动记录表上所用的措辞，“不会考虑再次录用—因其用药错误的问题情节严重”。整个记录中没有出现任何“维库溴铵”或“地高辛”等字样，甚至连其他一些库伦私藏或滥用的药物名称都没有出现。很明显，圣卢克医院的领导们手头没有留存可以给他们的护士定罪的铁证，也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表明库伦跟这些出现问题的病人有任何直接的联系以及用药过量的证据。与此同时，丹尼·鲍德温和提姆·伯劳恩也不得不注意到一个情况，无论是故意设计好的，还是无心为之，反正圣卢克医院在处理关于库伦护士的问题时，总是尽可能避免让自己承担任何法律后果，也尽可能不保留书面文件，让他人无迹可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