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2月11日

　　01

　　药房的护士帕姆·艾伦将一袋可疑的静脉注射液放到了圣巴拿巴医疗中心风险经理凯伦·塞登的桌子上。这袋注射液的端口好像已经打开过了，但里面的液体还很多，满得快要溢出来了。这在塞登看来很不正常，她立刻联系了医院安保部的副主任，一个叫托马斯·阿诺德的前任警察。阿诺德将这袋药送到药检室。结果很快就出来了，这袋本应该只包含生理盐水和肝素的注射液里含有胰岛素。

　　三天后的情人节，在圣巴拿巴重症监护病房里，一个叫安娜·拜尔斯的病人开始注射肝素静脉注射液。半小时后，她全身颤抖，开始出冷汗，神志不清，感到恶心。血测结果显示她体内的胰岛素含量大大高于正常值，医生立即给她喝了一瓶橙汁。这是在突发低血糖时最快最简单的补救方法，但是橙汁喝完了，没有任何改善，护士不得不开始为她静脉注射葡萄糖，让糖分直接进入到她的血管内。这暂时将拜尔斯从濒死边缘拉了回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过量的胰岛素让她的血糖持续下降，很难保持在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这种状况从上午到下午又一直持续到晚上，本来医院在第二天早上为拜尔斯安排了一台心脏搭桥手术，可现在她的身体状况不稳定，显然手术的安排过于冒险。不过，为了以防万一，医生还是命令将她的肝素静脉液4撤掉了。当医生开始为心脏手术做准备而撤掉肝素静脉液的时候，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胰岛素过量的问题立刻得到了改善，拜尔斯的身体也慢慢有所好转。

　　截止到下午2点，拜尔斯身体恢复了良好的状态，也从重症病房回到了普通病房。她血糖急速下降的问题消失了，上午手术之后留下的伤口也开始有组织液凝结。看来一切正常，可以重新开始使用肝素静脉液了，静滴开始没多久，安娜·拜尔斯就重新回到与之前相同的不稳定状态。不过，这次护士们提前就做好了准备，直接开始静脉注射葡萄糖，打算将这个不妙的趋势扼杀在摇篮里。就这样，她时而好转，时而恶化。到了晚上11点，她体内的血糖数值低到都读不出数字来了。她的身体将所有的糖分消耗殆尽，大脑也得不到一点儿血糖提供的能量，安娜已经快要见到死神了。

　　护士拔掉她所有正在输的药液，直接将她又推回了重症监护病房。仅仅20分钟没有输液，安娜·拜尔斯又开始恢复了血色。

　　就在走廊的另一头，一个名叫费雷德·贝尔福的病人也正遭受着同样的煎熬。他从早上7点开始静脉注射肝素，到了中午快把内脏都吐出来了，根本连橙汁都无法下咽。医生给他开了葡萄糖以后，两个不同输液管里的药物同时在他的血管内竞赛，并驾齐驱。一天一夜，两种药像是在他的体内玩跷跷板，而费雷德一直在昏迷中等待胜者的出现。

　　第二天晚上7点，这层楼发生的两起事件终于被有心之人联系在了一起：同样的注射液，同样的副作用。贝尔福的护士将他的肝素静滴液拔出，贝尔福也很快开始感觉好转。护士戴着手套将他的静脉注射液放到无菌袋中，直接送进了化验室。

　　检测结果显示胰岛素呈阳性。通过显微镜观察药液包装袋，发现有细小针孔扎过的痕迹，袋子的三个边角都有，这是极不寻常的。有时候护士在给病人们换药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卡针的情况，但多余的针孔肯定只出现在塞口的旋转阀附近，离原本的注射口有一定距离，绝不会在标有刻度的另一端出现针孔。这不像是个医疗事故，似乎一直有人在做手脚，动了圣巴拿巴储藏室的输液袋。阿诺德和塞登将两袋静脉注射液留存为证据，并将贝尔福和拜尔斯的事故当作首批调查的案件。现在他们开始重新筛选所有曾经在冠心病重症监护室治疗过的病人，查看是否还有其他人近期也遭遇过同样的事情。

　　虽然没有因果联系，但他们确实发现所有事故都是近期集中发生的。几个月以来，事件发生得过于频繁，以至于出现了交集，冠心病重症监护室的护士总是接替值班，所有人的值班信息都攒到一起，有些繁杂—事故并没有单独局限于任何一个单一的病房，或是任何一个固定的值班轮岗上。无论是冠心病重症监护病房、其他重症监护病房，还是心脏科，都出现了相同的问题。似乎圣巴拿巴医疗中心的所有患者都神奇地在一瞬间成了糖尿病患者。

　　实验室化验结果表明，不仅所有“神奇的糖尿病患者”血液中的胰岛素含量都出现了诡异的变化，而且这些胰岛素都不是自身产生的，全部来自“外界”。有人一直在给他们注射胰岛素。

　　当类似事件发生后，院方展开了调查。调查人员最先得出的假设结论是有护士不小心看错了医生开出的药方，在拿药读标签的时候出现了失误，拿错了药。但这样的错误不可能整个医院的护士都同时犯，所以很快这种可能性被排除了。阿诺德和塞登研究病人的明细表时发现，所有人的病例中都没有医生开出胰岛素的情况，也没有护士记录曾经给他们用过胰岛素。如果是这样，那就意味着要不就是出现了双重失误—不但病人用错了药，护士还误填了表格，要不压根这就不是个失误。无论哪种情况，事情已经发生，圣巴拿巴现在确实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问题。阿诺德将自己调查后所得的结果汇报给了自己的顶头上司—圣巴拿巴医疗中心安全监管的头儿以及高级副总裁乔·巴瑞。

　　经验丰富的退伍老兵乔·巴瑞上半辈子一直活在别人的尊敬之中，身为前任陆军少校的他在新泽西州的警署干了30年，现在作为圣巴拿巴的高级副总裁，主要负责安全监管，潜心致力于调查意图谋杀医院病患的案子。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看来只有他和阿诺德两位经验丰富的警察才有可能着手展开调查并有所进展了。在将所有病患的探访者排除嫌疑之后，唯一可能作案的嫌疑人就只剩下医院的员工了。阿诺德和巴瑞将所有护士的值班表记录以及案发的时间进行比对，发现只有三个护士在每一次案发的时候都刚好轮岗值班，而在这些护士当中，一个叫查尔斯·库伦的人着实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关于胰岛素事件，阿诺德先前已经问询了医院的几位工作人员。每个护士都显得格外紧张，很担心自己的工作和声誉，对所涉及的病患也格外担忧，但只有查尔斯·库伦护士一点儿担心的样子都没有。事实上，他好像是故意漠不关心此事，甚至表现得对一切都无所谓。在阿诺德看来，这种冷漠并不仅仅是“谁干的?我吗?”那种表面上肤浅的做作表现，而是真的看起来毫不在意。事实上，他甚至在强迫自己表现这一点。很多次，阿诺德都试图想找一间会议室约库伦坐下来好好聊一聊这个案子，但似乎这名护士受雇于一家雇员服务中心，而不是医院。他的排班表变化多端，根本没有规律可循。每当阿诺德强制拦下他想聊上几句的时候，库伦都会立刻表明自己正处于非常忙碌的工作状态当中。很显然他的责任比阿诺德粗鲁的调查“重要得多”。当阿诺德和巴瑞终于想方设法把库伦摁到会议室的椅子上坐下来时，这个护士开始闭口不语，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他就那样坐在转椅上，双臂环抱在胸前，低头盯着地面，好像在研究地毯的纹路。在前任警官巴瑞的眼中，显然这个人的态度足以让他敲响警钟。英雄所见略同，阿诺德也同样认为这个家伙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