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4月，查尔斯·库伦在新泽西法庭自首，承认了13起谋杀和2起谋杀未遂，以及其他罪行。在录供词期间，他曾告诉艾米和萨默赛特郡的探员们其实他想要被判处死刑，但他却从未跟他的法庭指定律师—高级公设辩护律师强尼·马斯克—谈起过，随后他的几次“自杀企图”甚至都不是真的想死，其实是想活着。库伦和马斯克和新泽西的检察官达成了一个协议，只要他积极配合，那么便可以考虑不判处他死刑。

　　监狱成年累月有规律的生活让查尔斯·库伦习惯自己已经不是一个自由人。他有自己的牢房，读间谍小说，闲暇时间锻炼、冲澡，见见天主教执事或是牧师，跟着他们学习圣人的生活。监狱长常陪同他穿过草坪来到检察官的办公室，和丹尼或是提姆坐在一起，帮成千上万的病人从各种心律不齐、濒死边缘和血检中渡过难关，没什么比这个更适合他了。

　　接下来是2005年的8月，萨默赛特监狱收到一封信。事到如今，库伦已经习惯了接到一些要求采访的邮件和恐吓信，甚至还有古怪的“粉丝”来信。但是这一封却不同寻常，是一张薄薄的《长岛社区报》的剪报，其中有几段提到了一个名叫厄尼·匹克曼的人，在报纸边缘的空白处还有一行很秀气的字，写着：能帮帮我吗?

　　库伦知道匹克曼这个人，一个跟库伦年龄相仿的男人，家里有妻子和四个孩子，在弗雷明德尔做金属附属品生意，比如窗框压条和旋转门框之类的。他是凯瑟琳的哥哥。凯瑟琳是查理早已疏于联系的前女友，也是他最小孩子的妈妈，但他们这辈子老死也不会往来了。可能他和厄尼曾在几年前的一个婚礼上打过招呼，可查理已经记不清了，但他们不是朋友，他们甚至都不熟，至少肯定没有熟悉到做器官交易。

　　医生们不知道确切的时间和经过，但可以确定的是2003年的某个时候，那时厄尼感染了链球菌病毒，可能只是因为小的抓伤，然后感染了。本来就是嗓子红肿发炎的小毛病，吃点抗生素一周就会好了，但是厄尼却没在意，结果感染扩散了。不断生长的病毒侵袭了他的免疫系统，在他的肾小管上发现了复杂的蛋白质结。正常情况下，这些结点会随着血液透析和排尿排出体外，现在他们却像头发堵住了下水管道一样堵在厄尼体内。厄尼的身体由于积满毒素而开始浮肿，手和脸都肿了起来，尿液也变成了深褐色。当他来看医生的时候，已经肾衰竭了。

　　查理从来没在肾病科当过护士，但是他知道肾脏一旦衰竭就不能再被治愈。透析是最普遍的疗法，患者通过一个机器将全身血液过滤一遍。厄尼每三周要在斯通尼·布鲁克做两个小时的透析，这成了他的另一项主要“工作”，但是病情却不断恶化。他的静脉不断堵塞，于是医生在他的脖子上拉开了一个主静脉供每次透析用，就像是永不愈合的伤口，这也让他增加了新的感染风险。如果他真的想活命，透析并不是长久之计，他真正需要的是一颗全新的肾脏。

　　那时候，整个国家的器官移植名单上大概有6万人在等待肾脏移植。绝大多数肾脏来源于死者。(早春的捐赠率是最高的，冬天的湿滑路面还没彻底消融，一些新的机车手就上路了。)但是相对于活体捐赠，死者肾脏的寿命大约只有6年，而即使这样，要想等到一颗肾脏也大概要5至7年。对于身体不断恶化的厄尼来说，这样的等待无疑就像是被判了死刑。

　　最好的匹配方式是通过受捐者的亲属捐赠，但是厄尼家族中却没有能跟他匹配的捐赠者。现在，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寻找一个适合的陌生捐赠者，但一个陌生捐赠者的器官完美适合受捐者机体的概率是非常小的。这对于厄尼来说无异于五雷轰顶。厄尼的妈妈，派特·匹克曼已经抵押了房子来帮助他支付医疗所需的费用，并且联系了当地的一家报纸专门为他的捐赠配型开通了一个热线，以此来期待一个奇迹的出现，但是奇迹却一直都没出现。派特为了救儿子想尽了一切办法，为此她愿意尝试任何的可能性。又或许，一张邮票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呢?所以她剪下报纸上的文章，放进信封里寄到了萨默赛特监狱，然后等待着奇迹的出现。关于奇迹这件事，你不能预料它会带来什么，或者你要承受什么。可能是任何人，甚至是一个搞大了她女儿肚子的连环杀手。

　　库伦在监狱里请求成为一名器官捐赠者这件事还是引起了轰动，尤其是一些受害者家属。一个杀害了众多患者的护士现在想要救死扶伤了?无论如何这都是很讽刺的。他是否有什么企图?理论上，查尔斯·库伦在坐牢期间是处于中立状态的，但是突然间，他不再是中立状态，而是开始登上报纸头条，操纵着法庭的审理，在另一个人的生命中扮演着上帝的角色，用自己的器官作他最后的筹码。他是不是想趁机用同情和病躯有所企图?又或者是不是为了他的孩子，或者上帝，甚至他自己赎罪?不过现在都不得而知了，答案只有查尔斯·库伦自己清楚，但是他又不肯说。

　　“当人们看到查尔斯所做的一切时，他们看到了一头野兽。”凯特琳·罗尼解释道，“查尔斯性格中的另一面在萨默赛特监狱里展现出来。你会比之前更能理解他为什么杀人，而这对于受害者的家庭是很重要的，但是他仅仅是个杀人野兽，而不是什么‘死亡天使’，他远比这个称谓复杂得多。”

　　查尔斯·库伦坐在牢房的床上，反复读着派特的字条“你能帮帮我吗”，但是他不确定。库伦知道厄尼的病意味着什么，他可能很快就会死，而活体捐赠的肾脏可能会比死者捐赠的肾脏延长6年的寿命。他是“死亡天使”，虽然他不这么认为，但这就是这个社会对他的认识，媒体也是这么说的。他知道，只要他捐出一颗肾，就可以带来一些新闻报道，他也就摆脱了一部分“死亡天使”的恶名，同时媒体也会带来各种正面报道，这对他或是他的家庭来说都是一种弥补。在监狱时，库伦因为发生在他家人身上的恐吓而感到懊恼，那些跟踪他前女友的记者威胁她，让她爆料库伦的事情，否则就把她的地址公之于众，还有人在马路上威胁他11岁的女儿。

　　在我们的一次会面中，库伦告诉我：“我知道，我会害怕我死之后会发生的事儿，但我更害怕目睹那一切，看着我的孩子因为我的原因而苦苦挣扎。”库伦不希望他的孩子背负着“连环杀人狂的孩子”的恶名长大，他也不希望厄尼的孩子因为厄尼接受了他的肾而承受那些压力，所以他开始犹豫他是不是真的能帮忙。

　　查尔斯总是乐意帮助别人，特别是医疗上的帮助。他一直是个热心肠的捐赠者，比如常常献12加仑的血，注册成为骨髓捐助者，倒不是说他知道有人需要他的骨髓，而仅仅是觉得万一有人需要呢。库伦年轻力壮，至少在生理上捐出一个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陌生人之间的移植风险还是很大的，最好的结果是6项抗原指标全部匹配，这基本上就算是奇迹了。而且他告诉我，既然有人向他要求了他能给的东西，那就值得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