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米又往前凑近看了看，这些娃娃从解剖学上来说比例都很真实。这个房间是专门用来审问那些恋童癖性犯罪者的。她坐在沙发上，盯着那些小木偶般大小的阴茎和阴道。她从来没有跟检察官办公室的人说过自己童年曾遭受过性虐待。事实上，她没有跟任何人分享过这些事儿，但她还是有些担心，是不是自己的什么表现反映出了这个过去的历史，以至于他们故意把她带到这么一个房间里来。艾米忍不住想，如果当时一个女警察可以带7岁的她来这么一个房间接受调查，她的生活将会发生多么大的变化，她也不必记住那些梦魇一般的过去。但是在那个时候，没有人想过要保护她，她只能试图保护自己，因为她的家人全都不相信她。他们告诉她，那个男人根本不是那种人，他人很好，是个很棒的叔叔。只有艾米知道，在这个好叔叔的表面下，是个怎样的怪物。每次过生日、感恩节和圣诞节的时候，他都会出现，无论是不是有人看见他，他都会出现在那里。这是艾米真实生活的写照，也是查理的。

　　查理走进房间，身上戴的镣铐都被卸下来了。艾米给了他一个同情的微笑，这感觉是真挚的。她不再紧张，查理挨着她坐在沙发上。他看起来还是那么小、那么温顺，像是个穿着睡衣和蓝帆布鞋的小孩子。这个好像被吓坏了的小男孩穿着无袖衫，赤裸着双臂，这是艾米第一次看见这种囚服，淡蓝色的，很单薄。在观察衣服的同时，艾米的眼睛在他健硕的肱二头肌上来回游移。

　　他说这是他自己做的，源于一次拙劣的自杀尝试。查理告诉她应该如何正确地做这件事。经过基本训练的他们告诉他说：“如果你要是想自杀的话，就要选用正确的方法，争取一次成功。”标准方法是割手腕，如果割得偏上，划胳膊的话，只会增添很多痛苦，但要是沿着整个胳膊，拉一个很长的伤口，血就会立刻喷涌而出。“这种方法既能造成很震撼的效果，又能成功自杀。”他们是这么说的。这是那些人佯装硬汉的时候常挂在嘴边的一些话，那种演练军官们时常喊的口号。但是查理记得，有一天下午，他放下手中的拖把，走到浴室中，用刀片沿着整个手臂划了一条口子。演练军官说得没错，他确实看到了不少血，很厚，“我的上帝”，他甚至可以看见自己的肌肉和白色的肌腱，他开始尖叫。

　　“所以，基本上，我可以搞砸所有事儿。”查理这么对艾米说道。20次自杀尝试，如今他依旧活着站在这里，呼吸。他们嘲笑着这些事儿，但是究竟自杀给他带来了什么，也许只有查理自己才知道。在危机中，只要他觉得走投无路或是感到无奈，就本能地回想着那些死亡曾给他带来的威胁与恐惧。可事实上，他对死亡本身并不是很感兴趣，起码对自己的死亡不感兴趣。他的护理事业帮忙解决了这些悖论，接近脆弱感受死亡又不用牺牲掉自己的性命，他学会了用这种方式替代自杀带来的感觉。

　　你没法告诉查理应该去做些什么，他永远不会被迫干什么事儿，就像儿时把他压在身下的那些大孩子一样，警探们对他无计可施。不过，如果他愿意的话，是可以做一些事的。艾米没有要求得到真相，但查理可以给她真相。

　　艾米看着他的眼睛，知道他需要说些什么，也了解他想说的话。查理不需要成为一个圣人，上帝知道他离圣人的标准还远得很。他知道是非黑白，知道他曾经做的那些事情是坏的，是违法的。所以，是的，他不是个圣人，但是他想要成为一个英雄，他可以做到这一点，为了她。

　　一旦他开始说，这一切就变得相对简单很多。与其说他是在供认罪行，不如说他在侃侃而谈自己这一生的故事。他搭着双腿，坐在问讯室当中，肩膀上还披着艾米柔软的羊毛衫。查理开始从头说起，警探们却急于想要知道关于盖尔牧师的事情。他跟他们谈论了盖尔，然后继续讲述着自己的故事。他之前可以回顾的道路是那么长，他回顾的过程是那么的小心翼翼。

　　查理没有为自己干过的事情列过什么单子，没有记录自己犯罪的备忘录，更没有将这个完整的故事给别人大声讲出来过。但是，长久以来，他一直讲给自己听，被编辑过的这些故事在他的脑海中好像一首首曲调完整的流行歌。他是周日晚上6点15分的时候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的，中间只因进食、喝咖啡和去厕所间断过几次，他用相同而平缓的语调足足讲了7个小时。每当提姆要给磁带翻面的时候，他都会耐心地等待，然后从刚刚断掉的地方接着继续讲下去，一点儿不差。他阐述着这个行业的复杂性，梳理着职业生涯中所有用到过的专业知识，描述着当初深陷抑郁症和企图自杀时的黑暗时光以及不合时宜的恋爱史。每一个故事都有相关联的数据来解释他的所作所为。那些仁慈的善举，就算被称之为犯罪，也是被迫无奈的。患者们“去世”，“大限已到”有时候是“宣告死亡”，他只是做了“干预”或是“不得不去干预”—无论怎样，查尔斯都没有“杀人”，这些事件也都不是所谓的“谋杀”。这是个温柔谦和的故事，经过了长时间的排练，却是头一次被表演出来。为了他们好，为了他们的家人好，死亡只是一种恩赐，一种不止上帝才能给予的恩赐。

　　他们本来只需要一个案子的始末，但查理给了他们40个，直到凌晨1点31分最后一盘磁带被用完的时候，故事还未结束，依旧还有很多尚未来得及讲出。

　　后记

　　媒体迅速为查理冠上了“死亡天使”的名号，我们也永远不知道查理到底杀了多少个病人。这个案子中绝大多数证据都不能直接证明查尔斯·库伦就是凶手，因此很多证据都来自库伦的自述。库伦起初承认他杀害了大约40个人，重数之后，他漏掉了几个名字，跳过了那几年和那些医院，并且也没有去猜测那些他并不笃定杀死的人是否真的死了。比如在雷海山谷医院的时候，库伦想起有四五个受害者，但到目前为止，仅有两个人证实确实被杀害了。尽管库伦开始说在亨特顿医疗中心的时候，他并没有杀太多的人，但最终还是在这里发现了5名受害者。对这个案子了如指掌的专家们称，这个案子的受害者可能将近400人。查理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虽然嗤之以鼻，但也没有否认，这个数字如果准确的话，他就成了美国历史上杀人最多、最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

　　确切统计出库伦杀人的数量，困难在于证据。当萨默赛特郡警察局得到通知去调查的时候，很多医疗记录都已经遗失或者不完整。很多死者已经火化，做尸检已经变得不现实了，而将库伦自述的杀害人数从医院的死亡人数记录中分离出来是相当困难的。库伦所在的第一家医院的记录已经全部被销毁，想获得准确的统计数据几乎是不可能的。

　　圣巴拿巴医疗护理中心的烧伤科是库伦的第一份工作，他做了5年之久，但在他的正式供词中却只出现了一个人名—约翰法官。供词记录他在1988年11月6日被杀害，但是在库伦先前重新统计的杀人记录中，他杀害的第一个人是1987年圣巴拿巴的一个年轻的艾滋病患者。关于那时候唯一残存的记录也只是侦探找回的不完整的档案，还有后来在桌子抽屉中找到的几页手写的纸，记录了巴瑞和阿诺德的调查细节，关于用过的胰岛素的袋子和重症监护病房里多次过量使用的胰岛素细节。此后，库伦承认，在圣巴拿巴医院时，他曾一周三四次随机注射胰岛素杀死患者。在这所医院工作的5年里，截至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库伦只有一起谋杀或谋杀未遂被记录在案。在此后超过11年的时间里，他又为其他8家医院工作过，也许可以将这组数字和受害者数量对比一下，而这些名单也是探员通过完整的电脑药物表单和数据整理出来的，他们在萨默赛特也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