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萨默赛特那段时间，他每周都去天主教执事那里义务劳动，而且无意间问过他一个问题，纯粹是出于好奇才问的—他有没有可能给别人捐肾。汤姆·斯科拉执事想坐下来想想这件事，因为他从没在教义里教导过他类似的事情。在关押探望后，他回到他的办公室，锁上门，拨通了监督员凯特琳牧师的电话。

　　凯特琳·罗尼手上戴着精选的生日石戒指，牧师袍领子上别着凯尔特护身符，说话时眼珠儿就像玻璃球一样熠熠发光。当年的手术和病魔让她消瘦了200磅，但现在毕竟年老发福，看起来还是很胖，她牛角号般的声音和雷厉风行的做派让她一来到萨默赛特监狱就得了个“霸气教士”的名号。我和罗尼是在杂志架后面的一个小木桌子上碰面的，杂志架上面放着布里奇沃特、新泽西、伯纳斯和诺贝尔等地的杂志。罗尼是共济会会员、爱尔兰精神领袖、德鲁伊神秘主义者。而查尔斯则喜欢间谍小说和侦探小说，但是不包括谋杀。她说：“你知道要找到一部没有谋杀情节的悬疑小说是多难的一件事吗?”

　　凯特琳从2003年查尔斯来到萨默赛特监狱开始就一直做他的牧师，而且最近又开始教他“沙漠之父”圣安东尼的冥想理论，她觉得禁欲主义对于一个后半生都要在监狱里度过的人来说早晚都会派上用场的。将近3年的课程结束后，罗尼开始慢慢了解查尔斯，但是也并不意味着她真的理解他。事实上她并不理解他，比如查尔斯为什么杀了那么多人，她也不明白为什么恰恰是现在，他又想捐肾脏。“所以那天夜里我去了监狱盘问他，我需要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以确保我没有被利用。”

　　“我问他：‘是不是有人会给你钱?还是你为了名誉想这么做?你有没有想过这是在和上帝讨价还价?你救了这个人，就能弥补你杀掉那些人犯下的罪过吗?’”

　　这个问题似乎伤害了他的感情，“但是那没关系。”她对我说，“如果我卷入到这件事中来，那我就需要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所以罗尼还问了他另外一个问题：这是不是他在尝试被动自杀，他有没有想过他可能会死在手术台上。

　　他告诉她，他没这么想过。

　　所以她第三次问他：“查尔斯，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是现在?10年前你会这么做吗?17年前呢?在一切杀戮开始前你会这么做吗?”

　　“是的。”他说，“至于为什么，因为我能给，有些人需要的东西我可以给他。至于为什么是现在，因为现在那个人需要，而我觉得这是件好事儿。”

　　“我相信他说的。”罗尼说，她把大杯的冰茶推到一边，然后用涂着指甲油的手指抓住我的手说，“查尔斯有着很悲惨的童年，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他从没责怪过任何人，也没为他所做的一切找任何理由，这个杀人狂就是可以做出这个救人决定的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医疗箱里装了一大堆贴有五颜六色标签的抽血管，用来给库伦抽血化验。之后斯通尼·布鲁克医院会检测他的血液抗原和厄尼的匹配程度，最基本的标准就是看库伦的肾脏适不适合移植给厄尼。“我就是这么变成采血狂人的。”罗尼笑道。

　　罗尼回想起得知查尔斯的抗原与厄尼身体里6个抗原全部匹配的时候，她哭了，哭到睫毛膏都洇开了，这就像是赢了赛马比赛大奖一样激动。她用一张星巴克餐巾纸擦掉眼泪：“说实话，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奇迹，这是上帝的旨意。”

　　“那时候，我不知道这仅仅是个开始。”她回忆道，“但是我告诉强尼的时候，他只是不停地摇头，他知道这一切会越来越糟。”

　　新泽西的公共辩护办公室就像一个四层的巧克力砖，有残疾人专区和灌木丛景观，一个穿着卡通t恤的300磅的女人在玻璃门后面抽着烟。在楼上办公区，人们在黄色的水银灯下紧张地等待着。树脂玻璃上有一个孔，你可以对着那讲话。强尼·马斯克的办公室在另一面，是这个楼里少数几个既有窗户又有门的办公室，他有着阿拉伯式的胡须和狮子般的面容，说起话来有着浑厚的男中音：“有些人想要搅黄了这次器官捐赠。”

　　作为新泽西史上最大杀人犯的辩护律师，在经过3年的辩护之后，马斯克已经累了。“我保证过我会尽最大努力让捐肾这件事情顺利通过。”他叹气道，“但是这感觉就像我们被耍了。”想到这件事变成了一个老笑话，马斯克眯着眼睛摇着头，“基本上，我不认为任何人想为一个连环杀手的这件事努力。”

　　雷海法庭

　　艾伦敦，宾夕法尼亚州

　　2006年3月20日

　　艾伦敦是一个破旧的小城，曾经因为钢铁业而变得富有，市中心有一大片庄重的公共区域，堆砌着进口的石头和高耸的柱廊，以及破旧不堪的汽油桶。现在有一家正承受悲痛的人在这儿进行小规模游行。他们穿着正式，身上贴着马克思办公室的蓝色小贴纸，上面是被“死亡天使”杀害的人的名字。他们这次参观之旅的重点是一间出乎意料明亮的19世纪意大利式的法庭。审判席是一张巨大的长桌，旁边用联邦风格的灯和护栏围着，复杂得就像一张2美元上的背景图一样。

　　库伦的手被交叉铐在前面，脚也被锁着，给人一种此人极其危险的信号。当然，他不是，至少在这儿不是，但这或许是查尔斯·库伦第一次给人一种该有的印象，一个连环杀手应该有的样子。整个谈话内容都围绕库伦对遭受病痛折磨患者的情感进行，有些人可能觉得他在监狱里可能是尽量表现得好些，尤其是如果他为需要的人捐一颗肾，那么便可以扭转一下公众对他的看法。至少，没人希望他借助这个机会再去折磨受害人的家人，让他们痛苦不堪或者增添麻烦。

　　但奇怪的是他确实这么做了，库伦开始复述事情的经过，威廉姆·普拉特法官需要把这些陈述给媒体。

　　“鉴于这个原因，法官大人，您需要退休了。”库伦说道。

　　“提议无效。”普拉特法官说道。

　　“不，不，法官，你需要退休了，真的需要……退休了……”库伦打断他说道。

　　“如果你继续要求的话，我就终止你的陈述请求。”法官警告说。

　　“但是你需要退休了!法官大人……”库伦大声喊道。

　　这是间很漂亮的房间，但是也很可怕，坚硬的大理石墙面让人的声音听起来很刺耳。查尔斯·库伦的声音充斥了整个房间。当库伦几十遍地复述着他的辩词时，受害者家庭等待着，谨慎地准备着陈述词。他一直说着，没有停下的意思，这时狱警走过来在他的头上套了一个上面有网孔可以听见声音的面具，然后把他绑在椅子上，用毛巾勒紧面具，这样一来库伦的声音就只剩下低声嘶吼，就像用枕头捂住吼叫的人那样。然后受害者家属开始陈述，“你真是牲畜都不如，恶魔之子”，仅有只言片语的嘶吼从面具后传出来，紧接着狱警的手抽搐了一下，紧握着的毛巾松了下来，库伦又开始喊叫，声音越来越清晰，就像唱歌剧一般响亮。法官怒视着他，让狱警强行把他带下去，陪审团的几个女陪审员露出了惊恐的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