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刚一稳定，麦克雷医生就立刻开始检查他的胸腔内部情况，可以看见一个子弹射入的孔洞，但找不到穿透而出的伤口。显然，子弹嵌在了里面。

　　他仔细考虑是用X光还是CT做扫描。最后他决定不移动轮床上的患者，而是将神志不清的患者身下的托盘滑至X光机下方，从上面进行X光造影。

　　X光显示，将军肺部中枪，子弹嵌在肺的根部，离肺门很近。他有三种选择可以赌一下。使用一根心肺导管做手术是个不错的选项，但这很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肺损伤。

　　第二个选择是立刻做开膛手术，靠目视取出子弹。但那也会有很高的风险。因为伤害的具体程度仍然不清楚，而且也可能是非常致命的。

　　他选择了第三种方式——二十四小时内不再进一步干预。尽管到目前为止，恢复知觉已经耗费了老人大量的体力，但他还是有望恢复部分知觉并且稳定下来的。这可以使开膛手术有更高的成功率。

　　然后，将军被移往重症监护室。探长和医生商议的时候，他躺在那里，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

　　颈部一侧是中心静脉导管，另一侧是静脉套管。鼻镜式氧气管向上伸入鼻孔，确保持续不断提供氧气。床边有台监视器，上面显示着血压和脉搏，一眼就可以看到心跳状况。

　　最后是一根胸腔引流管，在左腋窝下的第五、第六根肋骨之间。它可以截住被打穿的肺部不时泄漏出的空气，并将气体向下导入地板上一个大玻璃罐内，玻璃罐里盛了三分之一的水。气体排出胸腔，从水底冒出来，形成一个个气泡，浮向水面。

　　之后这些气体也不能被送回胸膜腔，否则会造成肺衰竭，导致病人死亡。病人必须通过鼻孔内的氧气管吸氧。

　　豪尔探员被告知，几天内都绝对不可能有机会和将军说话。他随后离开，回到急救中心入口后面停放着的车里。他让林迪替自己开车，他得打几个电话。

　　他首先打给那个杀手穆罕默德・巴里就读的威洛比学院。探长拨通了招生办主任的电话，请主任帮他核实巴里先生是否是威洛比的学生。主任确认了，一点都没犹豫。但当他告诉她安妮公主高尔夫球场所发生的事情后，电话那边的人惊讶得说不出话。

　　他告诉电话那边，今天早上这起凶杀案杀手的身份还没有对媒体公布。他二十分钟后到学校。他需要主任届时准备好这个学生的所有档案记录和他宿舍的钥匙。这期间，她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这个学生在密歇根的父母。

　　第二个电话是给指纹鉴定处的。是的，他们从停尸间弄到一套质量非常好的十个手指的指纹，并且通过自动指纹识别系统进行了比对。没有匹配的，死掉的这个学生没在系统里。

　　如果他是个外国人，移民局就会有记录，上面会有护照申请时间。不过情况渐渐明了了，巴里先生是美国人，他的父母是移民。但他们是从哪儿移民来的呢?生为穆斯林，或者皈依伊斯兰教的人，谁给他改的名?

　　第三通电话打去了弹械鉴定科。瑞士造格洛克十七式手枪，装满的弹夹，打了五发。他们正试图追踪枪械登记的持枪人。枪的主人不是巴里，而是住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什么人。枪是偷来的?买来的?学校到了。

　　死掉的这个学生是索马里裔。威洛比学院认识他的人说，大约六个月前，他似乎性情大变。原本蛮正常的一个学生，外向、活泼，之后变得沉默寡言、离群孤僻，像个隐士。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宗教。学校里还有另外两个穆斯林学生，不过他们没有变成那样。

　　死者不再穿牛仔裤和防风夹克，开始喜欢穿长袍，每天上课都会抽出时间做五次祈祷。他的这种行为得到了准许，校方没有任何异议。这里对宗教信仰非常宽容。他慢慢蓄了须，黑色连鬓的胡子，非常浓密。

　　这是今天第二次，雷・豪尔发现自己在搜查另外一个人的私人物品，不过和之前那次完全不同。除了工程学的课本，所有的书本上都是阿拉伯语的文章，豪尔探员一个字也看不懂，只能全部收走。关键是那台电脑，至少可以让雷・豪尔知道他之前在做什么。

　　他找到了一个又一个的布道，说的不是阿拉伯语，而是流利的英语，非常有说服力。布道者脸上戴着面具，两眼炯炯有神，号召人们顺从安拉，做好万全的准备来侍奉真主，为他而战，为他而死。还有最重要的，为他杀戮。

　　豪尔探员从未听说过“传教士”。他关上电脑，先扣了下来。所有他收走的东西，他都做了签收，还允许学校通知这个学生的父母。只是，如果他们要来取走儿子的遗物，必须得给他打电话;他同时也会通知迪尔伯恩的警察。他装了满满两个垃圾袋的书、课本和笔记本电脑，回到警察总部。

　　电脑里还有其他东西，包括克雷格列表网络的一份搜索记录：一个男人有把手枪要卖。这条记录会让卖家受到严重的指控，不过那是以后的事了。

　　他的手机响起来的时候，是晚上八点整。一个声音介绍自己是那名受伤的将军的儿子。他没说自己在哪儿，只说他得到消息，正坐直升机前来。

　　天已经黑下来了。警察总部后面有块空地，不过没有泛光灯。

　　“最近的海军基地在哪儿?”那个声音问道。

　　“奥西安那。”豪尔说道，“不过你能获得许可在那儿降落吗?”

　　“是的，我可以。”那个声音说道，“从现在算起，一小时后抵达。”

　　“我来接你。”豪尔说道。头半个小时等着的时候，他在全国的警察记录中寻找近期发生的类似刺杀事件。让他惊讶的是，一共有四起。高尔夫球场的这起凶杀案是第五件。之前的四件中，有两个案件的凶手都立刻自杀了。另外两个案子的凶手被活捉，正等着一级谋杀罪的审判，而且都是单独行动。所有的凶手都是被网络布道转化成极端主义分子的。

　　九点钟，他在奥西安那基地接到了将军的儿子，开车带他去往弗吉尼亚比奇市。路上，他讲述了从早上七点半一直到现在所发生的事。

　　他的客人非常仔细地问他都从穆罕默德・巴里的学校宿舍找到了些什么，然后低声说了句：“传教士。”豪尔探员以为他说的是一种职业，没觉得那会是一个代号。

　　“我想是的。”他说道。他们到了医院的大门，没有再说话。

　　“重症监护室里那个将军的儿子到了。”前台通知了个什么人，亚历克斯・麦克雷从他的办公室出来了。他们往重症监护的那层走，医生解释伤势有多严重，甚至妨碍了做手术。

　　“康复的希望很渺茫，”他说道，“现在还很危险。”

　　将军的儿子走进房间。他拖过一把椅子，借着昏暗的灯光，注视着那张满是皱纹的苍老面孔。老人被固定在自己的床上，靠机器维持着生命。整个晚上，他都坐在那儿，握着沉睡中的老人的手。

　　早上快四点的时候，将军睁开眼，心跳也快起来。他的儿子所看不见的，是那床后面地板上的玻璃罐这会儿正迅速地被鲜红的动脉血灌满。胸腔深处，一根主血管断裂开来，将军失血速度太快，没法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