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伦也记不清自己为何会买下这里的房子，尽管当时来看这主意还不错。她怀疑可能是因为某个人看到电视里播放房地产开发广告后，突发奇想地把屋子翻修了一遍的缘故吧。凯伦是连家具一起买下来的，其中还包括挂在墙上的画。她对这些将来会构成她生活环境的东西并不在意，因为即便没有买下，将来她还是要花上某个星期天的时间把这些东西从“宜家”里弄回来的。而且没人会否认这些东西比她父母家中那些凌乱又褪色的花花草草要好上千万倍。她母亲一直希望凯伦能将屋子恢复原状，可那种事不会发生。

　　遇上周末有空时，凯伦最想做的莫过于同朋友们一起吃上一顿咖喱饭，有充足的时间躺在沙发上看球赛和老电影。她可不想打点家务。

　　把手里的东西放到餐桌上凯伦便离开去找盘子和刀叉，她吃饭总算还有些讲究。她把大衣扔在椅子上，坐下来开始吃饭。她打开一个文件夹，一边吃，一边读了起来。之前她已经翻过格兰特案的卷宗，并且记录下了需要找寻答案的问题。此刻，她终于有时间查看菲尔收集来的情报了。

　　同她预料的一样，关于失踪人口的报告再简单不过了。当时，一个没有家室，又有抑郁病史的成年男子的失踪并未引起警方过多的关注。这与当时警方忙于应付大罢工，腾不出手来调查此事无关，而是因为，那会儿失踪人口并不是警方的工作重点，除非失踪的是小孩子或美女。即便如今，安迪·克尔的精神问题也只能提起警方的一丁点儿兴致罢了。

　　他的失踪是由妹妹安吉在圣诞夜报告的。他没有到父母家参加一年一度的家庭聚会。安吉从师范大学放假回到家里，节前一周曾在安迪的答录机上留言，想与他见面喝上一杯。安迪并未答复，这倒也算正常。他总是忙于工作，罢工开始后，他几乎成了工作狂。

　　到了圣诞夜那天的下午，克尔夫人承认丈夫因抑郁症正在休假。安吉说服她父亲开车送她去威姆斯树林的小屋中。屋子里空无一人，冰箱里也没有任何新鲜食品。一张便条靠在厨房桌子的糖碗边。这张便条被装进了塑料袋，含在卷宗之内。你们能读到这张便条，说明你们很挂念我。无须如此。我已经受够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再也无法承受。我走了，让自己清醒一下。安迪。

　　这不能说是临终遗言，但是倘若你在这种留言旁发现了一具尸体，恐怕也不会把那当成谋杀案。安迪的妹妹说哥哥喜欢去山里散步。凯伦明白了为何勘察小屋以及周边林地的警员们除了向苏格兰其他地区的警局发出消息外没有采取进一步调查行动。因为一份资料表明，安吉·克尔于1992年向警局申请宣布他哥哥死亡，申请获得批准。

　　资料的最后一页是菲尔的笔记。“克尔的双亲死于1987年的泽布吕赫渡船倾覆事件。如果安迪不被宣布死亡，安吉将无法申领双亲的房产。1993年，安吉继承遗产后变卖了房屋，移民去了新西兰。她在南岛的尼尔森做钢琴课的家教。”之后是安吉·克尔的详细地址和电话号码。

　　凯伦认定安吉一定十分悲痛。在短短的几年中失去了哥哥和双亲本就已经够让人难受的了，这还不算履行安迪·克尔被正式宣布死亡的一系列繁复手续。难怪她急着搬到了南半球。凯伦意识到，那儿现在应该是早上11点半。正好是给她打电话的时候。

　　凯伦为家中唯一添置的少数几件装备之一便是一台答录机。它可以为主人记录下所有来电，而且还能拷到电脑中听取内容。凯伦也曾试图说服“杏仁饼”在办公室中也添置几台，但对方似乎并不感兴趣。也许是因为这不是他想出来的。凯伦不介意助理局长会自己想到要在CID组里安装某个类似的机器，她永远都不会介意。因为至少她可以在自己家里用，把电话费拿去报销。

　　一个女人在电话铃响到第三下时，拿起了听筒，尽管只是简单的一句“你好”，话语中依然听得出明显的苏格兰口音。

　　凯伦做了自我介绍，然后说，“你是安吉·克尔吗?”

　　“我姓克尔，名字叫麦肯齐。你是来谈我哥哥的事情吧?你们找到他了吗?”她听上去很激动，确切说是很高兴。

　　“恐怕不是，没有。”

　　“他没有自杀。我一直认为他发生了意外，也许从山上摔了下来。不管有多么忧郁，安迪是不会自杀的。他不是懦夫。”隔着电话，凯伦也能听出对方话语中的倔强。

　　“抱歉，”凯伦说，“对于你的问题，我的确无法回答。但是警方已经开始重新调查他失踪那段时间的一些事情了。我们在调查米克·普兰蒂斯的失踪案时，你哥哥的名字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

　　“米克·普兰蒂斯。”安吉厌恶地念到，“他倒真够朋友的。”

　　“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认为米克赶在安迪出走之前去当工贼是凑巧的事。”

　　“你为什么这样想?”

　　对方顿了一小会儿，然后说：“因为那会让人觉得这是一种背叛行为。他俩从上学的第一天起就是最好的朋友。米克做工贼让安迪伤透了心，而且我觉得安迪事前还有所察觉。”

　　“你凭什么这么认定?”

　　“我最后一次见到安迪时，他知道米克身上有事情发生。”

　　1984年12月2日，周日，威姆斯树林。

　　放假回家若是没有哥哥的陪伴，那便算不上是假期。她尽量一学期回家一次，但是尽管爱丁堡离家只有一小时的公交车程，回家却依然是一桩大事。

　　她知道眼下她生活的世界里的那些东西——上课、学生会、饮酒吸毒的舞会、比之在法夫郡老家丰富得多的聊天主题——正令自己与父母的距离越来越大。倒不是因为法夫郡没有拓展智力的机会，但是那儿的阅览室、工人教育协会的课程以及彭斯俱乐部服务的对象全是男人。女人们进不去，也没有时间去那些地方。男人们轮班下矿井干活，下了班的时间全是属于自己的。但是女人们却总有干不完的活儿，尤其是那些受雇于老牌矿务公司或者国有化了的矿场委员会的地主的女人们。

　　安吉的奶奶在六十岁之前家里从来没有热自来水和浴室。因此，男人们也根本不会让女人走出家门，接受教育。

　　安迪却是一个例外。他从矿场被调到工会里工作，这让他有机会接触工会运动一直倡导的平等政策。尽管矿井下没有女人，但是通过同其他工会的接触使安迪明白，平等对待妇女并不会让天塌下来。如此一来，兄妹俩走得更近了，如儿童拌嘴般的争吵被真正的据理力争所取代。如今，安吉还盼望着与哥哥一同度过星期天下午的时光，他们可以一同在林间散步，或者在火炉旁喝着热腾腾的巧克力饮料。

　　那天下午，安迪在通往密林小屋的道路尽头接安吉下车。他们打算绕着树林散步，一直走到海边，但是天看起来就要下雨了，两人只得回到小屋。“知道你要来，我在屋里生了火。”两人往回走的时候，安迪说道，“花钱买煤让我有罪恶感，所以平常我那里没有生火的煤，多穿件衣服就够了。”